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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专题│乡关何处：传统与认同·
现在谈中国文化认同，有些原有的价值观需要重新审视。有些人出国一周就急着想回国，因为不习惯外国的饮食，这就是文化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没有真正的感召力。也许我们并不一定深度了解中国文化的特征，需要重新认识我们习而不察的价值前提，从而建构更加积极的、渗透到具体行为里去的核心价值观念。
千万不要以为，凡是中国的东西必然都是好的，只要我们把中国的哲学和文化思想原原本本介绍出去，别国人士必定心悦诚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介绍中国文化，首先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然后考虑哪些方面我们可以重点介绍，哪些方面我们可以自己先消化消化再说。
向世界介绍中国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我们选择性介绍的文化是否具有亲和力，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比较的眼光和自知之明，而后两者都来自对别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间很讲究，一串“8”字。现在的社会崇拜8(“发”)，这是畸形时代畸形欲望的生动体现，把对“发”的崇拜推向世界，又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形象?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发”是“因得到大量财物而兴旺”，与“发财”的意思是一样的。公正、仁慈、诚实、信义，这些才是体现价值的伦理观念，而“发”则不是。把“发”定为追求目标，是把我们的民族去道德化，去伦理化，这还不是最可忧虑的吗?认识自我，在细处用心用力，这是我们在提出诸如“文化认同”之类宏大口号的同时切切不可忘怀的。以“发”为理想，那么人们就都沦为经济动物了。有些人想尽办法给私家车配个尾数为“168”牌照，他们心中的“一路发”并不是我们说的“发展”，后者包括了持有公正、和谐理念的社会发展。
一个文化如果真的要强大，必然是开放的，动态的。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华夏文化不断与周边文化积极互动，固定的、超越历史的本质主义文化也许从来没有过。我们要有强大的自省能力，必须善于隔着一定距离去审视自己的文化，这样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勇于面对批评。任何有力量的文化都善于进行自我分析和自我批评，然后才能与时俱进，继往开来，重塑自我。
中国社会是儒家社会吗?
在谈文化认同之前，我们该问：认同什么?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些是很难回答的。有不少人说中国社会是儒家社会，我一时还不大能理解。明清之际有所谓的《圣谕广训》，是教育官员和老百姓的。如果说，广为宣传的品质也许正是现实中所缺少的，那么，民国以前几百年广大民众的行为方式就不一定符合儒家特点。我举一个例子，儒家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君子不言利，所谓“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这其实只是上层人士的理想。民间的价值观念是轻商的吗?可能恰恰相反，读读明清小说即可明白。可能因为物质条件太困难了，中国人还形成了拜财神的风俗，国内拜，到了海外也拜。堂而皇之崇拜财神，这在世界上不是常见的。基督教里的财神叫玛门(Mammon)，几乎跟魔鬼一样。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之前分析西方社会，也在谴责高利贷所象征的一切以及“金牛犊崇拜”(就是拜财神)。他的道德态度很容易在欧洲的思想文化界引起共鸣。但是中国不一样，在中国拜财神很普遍。
民国的时候，人们在拜灶王爷的时候还要往灶王爷的嘴上抹一些糖水，让他到玉皇大帝那里美言几句。涂糖水的行为说明什么?就是给他好处，向他行贿，把嘴封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好处来决定，那是可怕的。对这种行为模式，我们反思得并不够。
民间社会这种基于物质利益的信仰，也在一些传统文学里面得到了体现，比如《水浒》。宋江叫“及时雨”，因为他口袋里有银子，看到“好汉”就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然后好汉跪倒就拜，还说“哥哥真及时雨也”。好汉拿到好处之后再来确定人和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我们以往的文化太看重个人恩惠了，使之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话暴露的是什么?王士祯的《吴顺恪六奇别传》一文很有名，写一位特立独行的乞丐当了大官后如何报答往日接济过他的人。公款、军款到了他手里完全由他任意处置，慷公家之慨反而被认为美德。这实际上与儒家主张的“重义轻利”差距很大。因此，看是不是儒家社会，不能只看正统的典籍，引用几句标准的孔子语录，还要看民间实际的信仰以及社会上所接受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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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月17日04－06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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