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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给钟敬文先生画的人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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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的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任职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曾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此后的钟敬文没有沿着文学的道路前行。他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钟敬文在浙江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杭州团结了一批爱好民俗学的同志，与娄子匡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继续推进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在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钟敬文在杭州还写下了《中国民俗学运动歌》(1930)，为这首歌谱曲的是当时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著名音乐家程懋筠教授(他是国民党党歌作曲者)。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写道：“这是一座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号召大家来耕耘，虽然今天比较寂寞，但“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这一天才般的预言在今天的中国神奇地应验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钟敬文等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在今天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如他自己形容像老牛进了菜园，埋头享受难得的佳肴。
在跟著名神话学家西村真次学习神话学期间，钟敬文在当地的《民族学研究》、《民俗学》月刊等学术杂志发表了多种关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论著，还结识了日本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实藤惠秀教授和增田涉、竹内好诸君，推进了中日学术交流。同时保持着与国内民俗学界的联系，在《艺风》杂志上主编《民俗园地》，向国内介绍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发表民俗与民间文学的记录资料，并为此刊编辑了几期学术专号。钟敬文在日本期间撰写了《民间文艺学建设》这篇重要学术文章，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为建设中国的民俗学学科体系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6年夏，钟敬文从日本回到了杭州，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民俗学、民间文学事业。他除了担任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职讲师外，还兼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文艺导师。钟敬文在《民众教育》月刊编辑了《民间艺术专号》和《民间文化专号》。他与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举办了“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3000件浙江及部分从外地搜集来的民间绘画、木刻艺术品，此举在当时得到社会舆论与各界好评。浙江省报《东南日报》为此特别发表社论，称赞此次展出“为国内文化界的一次创举，颇饶深隽意义”。将民众固有艺术展示给世人，对于保存与传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地促进。这是我们今天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会的先声与重要实践。
民俗学之父当之无愧
“所谓人民口头创作并不限于当前活着的作品，同时也包括活着过去时代所记录下来的许多真正出自人民的心和口的作品。”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钟敬文投笔从戎，到广州第四战区政治部作视察专员，从事鼓动群众、宣传抗日的文字工作。抗战后期钟敬文重返中山大学，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讲授民间文学、文学概论、诗歌概论等课程，参与编辑《民俗》季刊。1947年因“左倾”思想再次被中大解职，7月化妆逃离广州，任教于香港达德书院。
1949年5月，钟敬文相应党的号召，从香港乘船北上，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艺代表大会。他在会议期间，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建议，成立全国性的民间文艺专业机构。上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钟敬文参与创办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任副理事长，钟敬文主持了该会学术研究与日常工作。钟敬文参与创建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建国后的民间文学调研中取得了骄人成绩，至今仍然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组织的重要机构。原本打算出席全国文艺大会后，返回广州中山大学工作的钟敬文，由于工作的需要留在北京，这是他又一次因为民俗学改变人生轨迹的选择。
钟敬文先后参与创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和《文学遗产》等刊物，为民间文艺研究提供园地。建国初，他在《民间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了《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重要文章，这是一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论著。钟敬文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充分肯定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化意义与文化地位，这是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与超越，人民的口头文学并非自生自灭荒原野草，而是民众情感、价值观的重要表达，民族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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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2年1月16日05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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