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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除夕前，
吊钟每株动辄一元
1929年的新春天气奇寒，但人们所感受到的温暖似乎渐近。过去的一年中，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国民党在粤机关报《民国日报》刊文称，这年的春节“值得我们雀跃三百”，自辛亥革命后，“遗失了十七载的太平幸福，于今复得”。
是年的花市，也是北伐战争开始后、近五年来热闹之最。
据当时报刊报道，由于气候缘故，鲜花上市较延迟。除夕前两日，气候才渐趋和暖，一般水仙吊钟未能及时开花。所有永汉路十八甫一带的花市，“不问双托单托，每株至少一元左右，蟹爪价格尤昂，牡丹则每一个花头至少五角计算”。
而吊钟每株动辄一元，即便花蕾少的也卖到七八角。而从商老板们追捧的桃花、梅花大棵的更卖至二三十元。
当时，五六元就够一家人一月生活费。花农售出一枝花，短期生活就无忧。价钱更高的，甚至能解决花农一年的茶饭。但据这一年的报刊报道，花农在花市上“获利十不占一”，其中“水仙因业者较少获利甚殷，而牡丹吊钟不合时多遭亏折”。
对于大多数的升斗市民来说，“行花街”只是岁末娱乐消遣的节目，顺手买上一两扎廉价菊花就已经足够。
即使日军飞机扔炸弹，
照样行花街
当时的民营报刊《国华报》则指出，花市看似繁荣的背后却“可见民穷财尽之一斑”，而花农生意亏损的最大原因乃是各行生意冷淡、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造成的。
广州《民国日报》自该年一月下旬起，在经济新闻版面连续刊登系列“年度盘点”：《一年来广州各商业概况》。
在这十数篇涉及衣食住行、金融典当各方面的报道中，“亏损”、“不景”等字眼在结论中比比皆是，惟军衣制服这些与军政相关的小类别经营景况还算良好。
有趣的是，这一年新春的报刊上充斥着呼吁废除农历新年、革新春节风俗的文章。论据上达天文下至地理，从地球公转讲到利市逗来，却丝毫没有质疑上百年的花市。
时至抗战，广州仍旧举办“除夕花市”。有时人回忆，那时天天有日本飞机在天上飞，随时有扔炸弹的可能，但市民还是照常逛他们的花市、买他们的花。
有一次，突然响起了警报，但是人们没有惊慌地四处逃跑，仍优哉游哉地继续挑花。由此可见广州人的淡定。
1938年秋，广州沦陷，桨栏路没有被战火波及，这年花市照开。在沦陷七年间，日本人对花市风俗没有干涉，花市并无一年间断。
1960年，
江青戴口罩西湖路行花街
1950年，新政府在桨栏路恢复了内战后的第一个“除夕花市”，当时仅有几十档。1951年，恢复永汉路(现北京路)年宵花市。1956年，桨栏路花市迁到太平路(今人民南路)，同时，永汉路花市正式迁至教育路。
1958年，第一次新增花市，设在“河南”同福西路。到了60年代初，分区设花市越来越多，分别在教育南、惠福东、西湖路设置中心花市，还有东川路、滨江路、多宝路等。
“许多外省人对于广州的认识，就是从秦牧先生的《花城》中来的。”叶春生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花城》写于60年代，正是众多外省人，特别是高级干部了解广州花市的时候。朱德、董必武、谢觉哉、贺龙、陈毅、郭沫若曾先后游览广州花市，江青也不例外。
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欧初回忆，江青曾在1960年临近春节的一个晚上突然提出要去参观花市。为此，他们特意安排西湖路花市附近的一家银行二楼，供其更衣、休息。
待江青乘车到银行，换上不显眼的服装，并戴上口罩，再陪同步行到花市。除随身卫士外，现场更布置便衣警卫。然而，江青到花市现场后，看了很短时间便离开了。
1966年堪称花市历史上的“奇葩”。时值“文革”的第一个春节，突出政治成为传统民俗的首要任务。
花市的牌楼上写着“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装饰用鲜花砌成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长两米、高一米七的大型盆景是“狼牙山五壮士”;多个品种桔果嫁接则表现“大团结”;还有红军过雪山、非洲人民革命斗争为题材的盆景……
花市本按惯例只开3天，但这年花市也“大跃进”，开了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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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羊城晚报 2012年01月14日 14:5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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