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教书做学问，是先生一辈子全心倾注，身体力行的事业，以一个高龄的老人，还如此投入如此执着，真令人叹为观止。正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玩忽教职、沽名钓誉、假学术以营私的现象。
九十年代之初的某一天下午，在校园路遇先生散步，其时我家正好搬到丽泽11楼一层不久，便请先生顺路进来坐坐，这是他来我住所的唯一一次。记得那天先生坐的时间不短，情绪激动，似乎是为了某些人不以事业为重，汲汲于一己私利，以至许多想做能做的事到头来都做不成，令他十分失望和痛心。我听着不由得感到一丝悲凉，似乎体察到他还不能歇肩、不能罢手，也有一部分不得已的原因。
直到最近的一次，即去年3月16日我陪冯其庸先生去钟老家，为的是送冯先生书画摄影展的请柬和纪念品，钟先生当即说他本心是很愿去看看的，然而正值“农忙季节”，实在去不了。无奈地指了指旁边一叠叠论文。当时冯先生一下子也许解不过来“忙季”何指，不过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说的高校每年春季四、五月间的“答辩”高潮，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如潮水般涌来，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字，要看、要评。冯先生是尝过此中滋味的，便很理解地告辞。本意是想让老人看看书画，散散心，既如此自然不应勉强。
去年正是2001年，先生九十九岁了，还要如此劳碌，如此大工作量地拼搏，是不是有点超乎常情？我想，这是一种特例，一种空前绝后的历史的机缘；而就钟先生本人言之，他的敬业、他的以学术为自己的生命，或说学术之火点亮了他的生命之灯，则是确确实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种奇迹，深深地震撼着我们每一个学人。
四
有《如梦令》二首赞钟老，在学校传颂，是中文系赵仁珪教授的杰作，其词曰：
“常见校园清晓，一叟神扬步矫。借问是何人，如此神仙仪表？记了，记了，此即敬文钟老。”
“我亦久闻钟老，早是一级国宝。提起民俗学，谁不倾心拜倒？尚少，尚少，还有诗文更好。”
第二首是讲钟老学问家兼创作家的成就，赵老师对先生诗作很有研究，我是门外。这里只想提一件事，就是钟先生对诗人任洪渊的肯定和赞赏。任洪渊是中文系教师，昔年与我同届。五、六十年代做学生时，他的才华尚未展露，是属于积蕴深厚大器晚成的那种。八十年代以来，我读过他的一些诗作和诗论，钦佩惊喜之余，深感“诗有别材”，我们一般人下点笨功夫教教书做点小学问还可以，诗却属于有天才和悟性的人。当教授的不一定能当诗人，更何况是诗人兼教授。
有一次听钟先生说起，系里教师同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诗人只有两人，就是先生自己和任洪渊。可是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兼学者在评教授职称时屡遇障碍，因“名额有限”而被卡住，使人大惑不解。身在中文系德高望重的钟先生感到深深的遗憾。
上引《如梦令》的第一首则完全是传神写实，外子黄安年执教于师大历史系，有晨练的习惯，他在清晓的校园里遇见钟老的机率颇高，可算一个亲眼目睹的见证人。常见老先生拿着一根手杖挥动自如，并不倚柱，时而停下来问他：“小吕好吗？”“她还那么瘦吗？”“小吕的妈妈可好？”时而还惊讶地问‘小吕退了吗？“当我得知老先生还在惦记，着实是很心感的。
回想1957年进师大时，“反右”高潮刚过，也就没有机会听过先生讲课。1963年我结婚的时候，按当时惯例校系同事多赠杯碟、像册等实用或纪念之物，唯独钟先生和夫人陈秋帆二老，送来一听“乐可福”，说，小吕这么瘦，还是该吃点有营养的东西。这件事印象很深，直到现在还记得，有一种暖融融的感觉。
四十多年过去了，在这长时期里我和钟先生既不在一个单位，又不在一个专业，自问并不能为先生做点什么，也就不愿多所干扰。只是偶尔去看望，或得了一样什么较难得的东西，自忖人微福薄，应当敬老，便首先想到钟先生。举例说，1998年暮春，北京莱太花卉中心开张，承友人厚意邀往参观，临行之际老总赠玫瑰一大抱（不是一束，而是用臂弯合抱的一大捧），归来已夜，次日清早即将此大抱玫瑰捧至钟先生家。老先生起得早，独自坐在书房里，我放下花就走，出来后心想忘了告诉先生将其养在水中，可多延时日；转念鲜花总是要萎的，心到就是了。总之，我很少刻意地依什么程式去拜望，往往是随机随缘地去坐一坐，甚至如这天清早这样去到一到。
因而可以说，我不过是处在钟老圈子边缘的一个后辈。我未曾在学术会议上、在学校讲坛上、或生日筵宴上见过钟老；然而，就在这远远的、淡淡的交往中，我依旧感受到老人的人格魅力，甚至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更加平朴本色的钟老。在我的心目中，钟先生虽阅尽人生，但不世故，甚至还有点天真；虽历尽坎坷，却不消沉，反而更加执着和进取；我虽然只能在远处同他保持一种冲淡平朴的关系，却也可从中见出老人真醇的人生，感受一份长者的关切。
写于2002年1月13日 夜
继续浏览：1 | 2 |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本文责编：思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