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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国学术文化界最高龄的泰斗、北京师范大学的人瑞——钟敬文老先生，于今年元月10日零时一分告别了这个世界。
对于先生所深研的学术，我是门外；对于先生所执教的师大中文系，我又早就调离，已属编外。一个身在门外和编外的后辈，自忖没有能力对先生的道德文章来写什么纪念文字。然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相对疏离淡远或曰超脱的关系，使得我在和先生有限的接触当中，往往能听到他无拘无束地任意而谈，轻松自由地任性而行。在我的心目中，这位世纪老人固然可敬，更感到可亲。
一
将近半个世纪，我都住在师大校园里，以空间距离而论，同钟先生是很近的；但是因为没有工作上、学术上的联系，很少有机会见到他。八十年代以来，先生年事已高，却进入了他一生中学术事业最繁重紧张的时期，更不宜无端打扰。大体说来，一年之中，我也就登门一两次，如见有客造访或研究生在座即马上退出，而且逢年、节、生日，其时必定人多，我也有意避开，从不锦上添花。凑巧如果登门之时先生独坐书房，那么他必定打开话匣子，滔滔汨汨，从国运时事、校政学风到文坛旧闻、老友近况，无主题、无边际地随意漫谈起来。常常是我怕老人太累而告退。
有一次，印象颇深，那是1999年7月16日下午，几乎有两个小时，从头到尾都是他老人家在说，大致谈到：
1.一开始钟先生说刚刚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在博爱医院，手术只20分钟，很成功，视力提高了许多。
2.做学问宜平朴，忌卖弄，以简明扼要为上，扯得多，无非是让人知道自己有学问。这就显得小家子气，比如摆地摊，把什么都摆出来，连同自己喝茶的杯；大商家就不这样，有道是“良贾深藏”，客厅里什么货色也不摆，他有库房呐！
3.我接触过陈寅恪，曾请教过他宋诗问题，他说“没有研究”，这是大家风度。王国维也曾对来请教者答以三个字——“不晓得”。大师反而平朴，反璞归真嘛。
4.当年（按指八十年代初）学位委员会，里面那么多老先生，各有专长，虽有恃才傲慢些的，但大多数人都非常敬业尽责，看材料都看到深夜。比如吴世昌，不但敬业，而且个性坦诚；朱东润也如此，他的话可信。
5.冰心九十岁那年，曾对我说，她不如巴金有勇气，有时很痛苦。冰心去世，袁鹰写了篇纪念文章，有的地方被刊物删节了。
6.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有刊物来向我约稿，大概觉得我还不是个“刺头”，可是对我这样一个老人写的东西仍要逐句审查。希望对作家、对知识分子要信任，不要不放心。
7.文联五十周年，去的人不多，我是最年长的。某些人净是“歌德”，没有讲一点教训，五十年中，有好多年是整人的，对人还是厚道些好。只周巍峙说了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8.中文系有个研究生论文写施蛰存，成了“小哈佛”（指被哈佛大学录取），人们羡慕不已。其实哈佛搞现代文学的人多数从台湾过去，鲁迅批评过施蛰存，他们对施感兴趣。选文选人有自己的角度。当然，施蛰存应当研究，论文写得不错是好事。
两个小时所涉及的话题远不止这些，每个话题我忘记的也比记得的多得多。只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实话直说、毫不避忌的那种松弛感和与谈话对象的平等感。
也许我是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人，又是一个静心的倾听者，有助于形成此类漫谈的氛围。八十年代初，他还会问起我有关周扬、默涵、水拍的事情，因为我曾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过一个时期，“文革”中我不在师大，师大的有些“革命左派”却也不曾饶过我这个“阎王殿”里的“小鬼”。我从来不曾问起过钟先生文革及以往运动中的遭际，但我很容易理解他的心态和对过往的超越。他有时还会在谈话中忆及早年在中山大学、在广州的生活，提到乔冠华、臧克家、姚雪垠等同他相熟相识的人，既有评点亦有感慨，听他谈话如同翻读一本人生的大书，可以从里面感悟点什么。
二
先生很少问及我的工作和学业，大约他觉得我是个尚称勤勉和安分的人。关于红学，有一件事使他颇感欣慰，那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刘梦溪编选上中下三卷一套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其中收入了钟先生《近代进步思想与红学》的长篇论文。该文原载1963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全文二万字，附有详尽注释，当为先生此期的一篇力作。文章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主要是红学评论上的表现作出了很有深度的论述和分析。
钟先生不止就事论事地评介当时那些红学的著作和流派，而是着重阐明其产生的深刻背景，如说“对《红楼梦》真正民族主义观点的产生，主要当在中法战争之后，特别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中国形势更危急，清王朝的统治更显出衰败景象，国内不满或反对清廷和愤恨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潮正汹涌澎湃。这时候，这种观点的应用就纷纷起来了。到后来，还有人写了专著。”以此来使人们明了唐易庵特别是蔡元培等著作产生和风行的缘由。对其局限也有很精辟的分析，他举出著名的卢梭的《民约论》作为例子，这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柱石，而且二百多年来差不多成为世界许多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圣经。但是，从科学上看，那种国家起源于人民契约的理论，并不是怎样有历史事实依据的。”可见“政治的意义和科学的意义的统一”固然是对学术的要求，但对于历史的遗产则不能苛求。“这种学术史上比较复杂的事实，我们必须细心分析和慎重判断”，对于索隐派这种近代民族主义观点的红学，也应作如是观。即在40年后的今天，先生这一论著依然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可以窥见其深湛学养和开阔视界。
梦溪收列此文，足见其选家眼光，对他后来所主编的大型学术专刊《中国文化》，钟先生赞赏有加。近年每去先生询及梦溪，特别对他替先生捉刀为一位老先生文集作序之事，很感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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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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