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禁忌习俗嬗变:生育健康岂可袖手旁观
各种繁多复杂的禁忌深深地植根于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园囿里,一方面它们还在顽固地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以一种传统行为模式的身份一代代地向后传承着;另一方面,它们也不能不随着当今社会的变革和各民族文化的变迁而处于消长破立的嬗变之中。禁忌习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它很难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但是社会的急剧变革定会给它以较大的冲击,特别是近十余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对各民族的禁忌习俗提供了嬗变的契机和动力。
总体来看,各民族传统禁忌习俗嬗变的大趋势是从蒙昧到理性,从迷信到科学。传统禁忌习俗大多起源于先民们对若干自然和社会现象幼稚虚幻理解与认识,以及对某种神秘力量的莫名恐惧与无端敬仰。许多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民族禁忌都难免沾染着迷信的色彩,但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随着民族文化的理性化程度的增强,不少莫明其妙的禁条和禁忌对象终于被理智的光芒所照耀,于是那些民族禁忌中原有的迷信色彩逐渐减弱、淡化,而理性的内容则不断地渗入、填补、充实。据国内外人类学资料显示,绝大多数早期的原始民族几乎都有过乱伦的禁忌和同一图腾部族各成员间不可通婚的禁忌。为什么呢?倒不是“这些可怜的、裸体的吃人生番在性生活上有什么道德观念,或在他们的性冲动上加以高度的限制”(4)。 那时候人们还不可能从道德的理智化高度来理解和执行乱伦禁忌。也许他们曾隐隐约约发现了近亲繁殖所导致的后代体质退化和部族内性行为混乱所造成的族内人际秩序、社会秩序的混乱,但对这些因果关系却不能找到科学、正确的答案。于是只好求助于神灵,认为与其信仰对象有某种奇特微妙的关系,生怕触怒冥冥之中的祖先或者天上地下的某尊神魔。从我国少数民族的一些人类起源神话极力为兄妹成亲开脱的情况即可见出这种心态。我国各民族几乎都有乱伦和近亲通婚的禁忌的传统,但过去的解释却往往显得滑稽可笑。而今,当人们正确地认识了乱伦和近亲通婚及其不良后果的内在联系以后,原先的迷信解释就将慢慢烟消云散,那些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禁忌则将得到更加有力的维护和遵守,甚至成了法律的依据。我国的《婚姻法》就吸取了上述禁忌的合理内容。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在理智之光的照耀下,一些十分荒唐的禁忌则将慢慢失去它的约束力。比如“命相不合不能婚配”这样的禁忌习俗曾经普遍流行于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中,尤其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多的民族。以前诸如“白马畏青牛”、“猪猴不到头”、“一山不占二虎”、“龙虎两相斗”、“羊落虎口需提防”之类所谓“相克”的大忌,不知拆散了多少对情投意合的“鸳鸯”。十多年前笔者就曾亲眼目睹过一对同属羊的白族恋人被活活拆开的过程,他俩带着血泪的哭诉至今仍历历如在目前。最近,笔者调查发现,一些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新一代的青年男女已不大相信这些禁条,有些被认为“命相不合”的恋人为了达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目的,已经不大理会老一辈人的劝阻告诫;有的恋人干脆就不理睬婚前的“拆字看相”,或假报男女相配的属相去糊弄恪守禁忌的老人们。不言而喻,一部分民族传统禁忌已经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丧失了神圣的地位。
当此各民族的禁忌习俗正处于急剧嬗变的时候,生育健康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的新观念,还是作为一个提高人们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科学概念,它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发挥它的导向作用,使人们的生活朝着更理智、科学、健康的方向变革。
比如说,全球生育健康发展方向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以妇女为中心来实施各项战略计划。如果真正能够把这一精神贯穿在对各民族传统生育禁忌习俗的检审和嬗变的引导当中,它必将有助于改变那种视女性为生育工具和调节人口手段的传统意识,消除性别歧视,提高妇女的地位和健康水平。如前面提到的,各民族传统禁忌当中都有不少歧视妇女的内容。几乎每个民族的习俗系统中为妇女设置的禁忌总是比男人的多得多,有的甚至把“污秽”、“霉气”、“灾星”、“祸水”这类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强加在女人的头上,不准她们这样,不准她们那样,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特别是在经期或孕产期的妇女更被大受限制。有的甚至认为孕产妇摸过的果树,结出的果子都是酸性的。固然,有一些对孕产妇的禁忌尽管在客观上有益于母子健康,但是认真考察起来,大多都不是以妇女为中心来设定的;其关注点与其说在母亲身上,还不如说是在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事件上。因此,以妇女为中心的生育健康在变革传统禁忌习俗的过程中担任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只是个妇女的健康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了实现男女平等的重大社会问题。
当此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生育健康作为一种以提高各民族群众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现代观念意识怎能让它无动于衷地当个“旁观者”呢?
注释:
(1)任聘《中国民间禁忌》,作家出版社,1991年3月。
(2)杨知勇、秦家华、李子贤编《云南少数民族生葬志》,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3月。
(3)参见杜玉亭主编《传统与发展》中向跃平《基诺、佤族的文化与生育行为》一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
(4)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
(本文原载《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04期,第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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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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