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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藏大体上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个区域，康藏地区原属西藏，后改归四川。［6］（P．10697－10698）前藏地区以拉萨城为中心，分布有31城，据姚滢《前藏三十一城考》记载，前藏城镇按照方位和相互关系分布如下：“剌萨、扎什、得秦城、奈布东城、桑里城、垂佳普郎城、野而古城、达克匝城、则库城、满撮纳城、达喇马宗城、古鲁纳木吉牙城、硕噶城、朱木宗城、东顺城、则布拉刚城、纳城、吉尼城、日噶牛城、楚舒尔城、日喀尔城、公喀尔城、岳吉牙来杂城、多宗城、僧郭宗城、董郭尔城、地巴达克匝城、伦卡布宗城、墨鲁苶噶城、达多城。”［8］后藏地区以日喀则为首邑，班禅喇嘛驻锡于此，为全藏第二大城市，另有林奔城、纳噶拉则城、拜的城、拜纳木城、日喀则季阳则城、乌尔科灵喀、丁吉牙城、罗西噶萨城、帕里宗城、盆苏克裘城、济隆城、尼娅拉木宗城、尚纳木林城、韦拉则城、章阿布林城等②。噶大克为阿里部之首邑，据要地，被称为藏境西陲之锁钥。阿里地区地处偏远，与前后藏交通极为不便，人口较少，经济不发展，城市数量较少，规模较小，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记载，阿里地区可称为城者主要有：“布拉木达克喇城，在布拉木之地，距喇萨西南二千五百余里，其所属有喀尔多木、日底二城。又古格扎什鲁木布则城，在喇萨西南二千四百九十余里，其所属有冲龙、则布龙、楚木尔的三城。拉达克城，在喇萨西南三千七百余里，其所属有扎石刚、丁木刚、喀式三城。毕底城，在喇萨西南三千八百余里，鲁多克城，在喇萨西北二千九百余里。”③
清代西藏地区除拉萨、日喀则、亚东、江孜、噶大克、昌都外，［4］（P．42）其余被称为城的地方规模都较小，相当部分只是宗山城堡，严格讲不能称之为城市。这些宗山城堡主要以军事、政治功能为主，缺乏产业，缺乏文化机构，经济、文化功能较为薄弱，居住者较为单一。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开始任命文武官员入驻藏区，并在藏区各地主要城市逐渐建立了台站、衙署、哨所等，而内地的信仰文化和祠庙也先后被建立起来，这些祠庙至少包括三大类建筑：即文庙（孔庙）、武庙（关帝庙）、城隍庙，规模较大的城市还建有文昌帝君庙、观音阁、土地庙、火神庙、龙王庙、三官庙、川主庙、万寿宫等。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能对大部分城市的内部状况有所了解，但是通过仅有的资料也可以看到清代西藏地区的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拉萨发展甚速，成为规模较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拉萨在清以前曾一度衰落。清朝建立后，拉萨为前藏之首邑，达赖喇嘛驻锡此地，因而拉萨不仅成为全藏之政教中心，而且也成为西藏的工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清代拉萨的发展，主要与它成为西藏的政教中心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拉萨除达赖喇嘛外，活佛高僧云集，因而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数量甚多，这些寺庙建筑不仅成为拉萨城市建筑的主体，而且也对拉萨的城市空间布局产生巨大的影响。位于拉萨西北四五里左右的布达拉宫为城市的重心，布达拉宫为达赖喇嘛常年驻锡地，规模宏大，雄伟壮观，位于布达拉山顶，成为拉萨城市的重要天际线。拉萨城区布局则以大昭寺为中心而展开，街市错列，商务兴旺。拉萨的商业贸易也受到藏传佛教的极大影响，各类商店、商品多与佛教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寺庙经济的日益增强，对城市和区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佛教对于拉萨城市的直接影响还表现在城市人口的构成等方面，拉萨喇嘛僧侣人数众多，占了城市人口一半以上。清乾隆年间，拉萨城市人口约6～7万人，僧侣占人口多数，各大寺院僧侣约4～5万人。而僧侣之外的城市固定居民仅约2万人左右，其中汉族人约2000人，蒙古人约1000人，尼泊尔人约800人，不丹人约50人，其余则为藏族人。此外长年在拉萨从事商贸的流动人口还有数千人，其中汉族商人约2000～3000人，新疆、蒙古及俄国、印度商人则数量不等。此外，寺庙文化也对城市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图1 拉萨城布局图［9］
纵观清代西藏政治、宗教、军事环境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到西藏城市的基本发展脉络。由于西藏政区被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中，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因而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西藏的中心城市也结束了长期的轮换转移的局面，拉萨在清代终于确立了藏区政治、宗教、军事、文化、经济中心的地位，并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日喀则为次中心的城市体系。清代中后期，部分居于重要交通位置的城市兴起，如江孜凭借贸易的发展及交通区位的优势，成为藏区第三大中心城市，而昌都、葛大克、亚东等城市也因其较为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商业贸易而发展成为藏区重要的城市。
二、清代新疆城市的发展变迁
新疆地区的城市文明历史悠久，据《汉书•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城邦国家，“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10］。有如鄯善、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等人口上万的大国；也有人口仅数百的小国，如且末、小宛、精绝、戎卢等。据载：西域诸国共有221570户，1255091口，另有军队官兵321624人。西域地区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农业相对不发达，故而一些城邦国家（如婼羌）“随畜逐水草，不田作；”［11］但农业也在此时期发展起来，因而部分国家（如蒲类和东且弥国）虽“庐帐而居，逐水草”，却“颇知田作”［11］；另外也有部分国家（如莎车）的手工业已较发达，“有铁山，出青玉。”［11］有研究者认为此一时期西域已经开始出现城市，其数量达24个，［12］（P．62－69）占诸国总数的52％左右。西域城市的发展极不平衡，规模大者如于阗，“王治西城，户三千三百，口万九千三百，胜兵二千四百人”［10］；而小城仅百余人。城市的出现说明已经有相当居民主要过着定居的生活，同时，交通、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城市大都是城邦国的都城，是一定区域内的政治、经济中心。早期城市的出现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充分说明了西域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分裂混乱，城市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唐朝建立后，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今交河城）和北庭都护府（今乌鲁木齐以东），大力开展屯垦，推行府兵制，西域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城市数量仍然较少，规模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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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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