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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农历六月二十三这里有“火神祭”（南音乐会为主导[2]），但由于出差在外无法前往，但我还是在中元节第三次来到胜芳。这些年在与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界的学者交往中逐渐形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当下北方地区的民俗活动中对于上元节比较重视，而中元节较少规模较大的群体性民俗行为。正是基于想观察北方中元节的考量，当胜芳古镇管委会张玉良主任邀请大家前去体验胜芳中元节的时候，我便邀请音研所的秦序先生和李岩老师以及两位研究生于农历七月十四来到胜芳。走在胜芳古镇的街道上，处处可见家家户户烧纸钱的场面，这是鬼节的气氛。天刚擦黑，我们赶往环绕古镇的一个河湾处，这里已经是人山人海，临近村庄的人也向这里集聚，这完全属于民间自发的行为。远远听见笙管奏乐，挤进人群来到一座桥上看到河中有数艘张灯结彩的船，其中一艘大船上的鲤鱼和龙门图案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中熠熠闪烁。大船上集聚许多乐手，乐声由此而出，清婉哀怨。河面上莲花状的河灯点点，桥上和远处的岸边有人在放孔明灯，不断传来鞭炮声。不一会儿，烟花冲天而起，绚烂多姿，在空中与水中相映，煞是壮观。半空中有星星般的光点在漂移，那是孔明灯。无论这河灯还是孔明灯，都寄托着人们对家族中逝者的怀念以及对孤魂野鬼的“抚慰”，据音乐会的师傅告知，有些乐曲只有在这时方能演奏，而平时即便是在葬礼上也不允许使用者，这是规矩，专为中元节放灯所用。我在桥上向岸边望去，人群之中，有多位父亲的脖子上骑着自己的小公子或是小千金，这观灯何尝不是让他们从小感受民俗文化的味道，增强文化认同感的方式？夜渐深，人群开始疏散，河灯要连放两天，十五晚上的规模更大。
在我们准备返回住所时，陪同前来的王晟兄告知，北音乐会的师傅们正在一家上公事——为葬礼奏乐，我即请他联系现场采访。来到镇上，穿过几条街道，远远又听到凄清的乐声。寻巷中花圈摆放走进一个院落，只见灵棚内安放着逝者的遗像和棺椁，供桌上摆满了供品。家族的成员在灵棚的内外行守灵礼，不断有人添入黄裱纸在硕大的香盆中燃烧。我们寻乐声进入主人家的正房。这是一座二层楼，本来宽敞的门厅由于人数众多的乐队在室内奏乐，显得有些拥挤，在师傅们与主家沟通过后，我们支起摄像机采录，几部相机从各个角度全面拍照。夜深，大执事在门厅中央点燃纸钱，宣告今天的告祭程序结束。回到住地，大家慨叹这里的具有功能性的民俗文化活得真自然！
七月十五一大早我们赶往古镇的观音堂，实地考察盂兰盆会的仪式活动。这个地方与道教的太上门所在隔着两条街巷，乐声早就响起来了，前来上香者络绎不绝。观音堂前面有一片不算大的空场子，场子的一角支起的大锅在为香客们预备斋食，另一边摆着十多张桌子，已经有不少人在用斋了。我们首先进入观音堂内，观音塑像两旁贴满了捐施的记录，观音像前有众多信众在敬香祝拜，外间的两面墙壁上亦贴满往年香客捐施香银的纸条，一千元的纸条有不少张，余者数百元至十元以上不等，粗略统计已经上万。有位管事将一面墙壁上既往的纸条揭下，空出地方张贴新的捐施记录，不一会儿便贴了数十张。观音堂由临街斜对的两个院落组成。在两院中间街边的墙上悬挂着“面然大士”[3]画像，旁边长条桌子上摆满乐器，十多位乐手围坐，乐曲清扬。锣鼓喧嚣，这是秧歌队前来助兴，一支舞罢另一支登场，可以看出训练有素。秧歌队表演之时，观音堂所属的笙管乐队停了下来，这表示对前来助兴者的尊敬。表演完成，秧歌队员们纷纷进入观音堂敬香捐施，此刻笙管乐又启，诵经开始。在笙管的伴奏下，两位经师使用功放装置唱颂《盂兰盆经》，煞有韵味。恰好在一遍经颂罢，临街又响起了鼓乐声，挎鼓会来助兴，引起人潮的涌动。这边刚刚结束，又见太上门的老师傅率领会众到来，观音堂的乐手一番礼让，请太上门的师傅们坐定宣卷，这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释与道在此间如此和谐！整整一天的时间，除了观音堂属下的师傅们奏乐宣卷之外，多档花会前来助兴，既显示小镇传统文化的深厚，又令人感受到小镇文化的和谐氛围。
回京不久，我接待了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和立清文化基金会的干事长、《民俗曲艺》主编王秋桂先生，当他看到这些录像时惊讶的神态写在了脸上，老先生这些年在中国大陆走得地方不谓不广，却还是直呼想不到这里会有这样细腻的盂兰盆会仪式，毕竟在他印象中以南方为盛者，但这里却明确为“北派焰口”，一面大旗上的文字如此张扬，更是让他有些不可思议。经我们考察，这里的焰口至少近百年就是在本地传衍，并非近期才传入者，要考察北派焰口，这里真是一个重要地点。我们看到，每一段焰口均有对应的曲牌，诸如《梅花引》、《准提咒》、《叹七期》（哭皇天）、《典茶》、《灯光耀》、《无计悲叹》、《回向偈》等，焰口的词格固定，而每一首曲牌也是与之相伴代代传承直到当下，正是这样的功能性用乐形式，这其间没有断链的古老文化信息值得深入探究。
第四次去胜芳是一年之后的中元节。此次前往是想实地感受同一地点、同一仪式在不同时间的相同与相异。此外，我们也想通过是次考察了解这里更多的民俗文化信息，并以此制定规划，将古镇所存多种与音乐文化相关的民俗都尽可能把握，为更全面考察古镇音乐民俗创造条件。应该说，这次考察又是不虚此行。与上一年的盂兰盆会相比，我们的感受更加深刻。两整天日程排得很满，除了增加石沟音乐会和天主教堂遗址考察外，我们还与本在霸州开会专门赶来相见的河北省文化厅和廊坊市文化局的相关领导进行座谈，在座谈会上我面对诸位领导“何以数次到这一地点考察”的疑问作答，提出“胜芳现象”这一命题。
何以称“胜芳现象”
何以称“胜芳现象”呢？2009年三次考察过后我已在思考，是年10月在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传统音乐高端论坛”上，我的发言是《富裕了，传统就丢掉了吗》，重点剖析作为这座历史上曾经是为县城，经运河可通达北京、天津、保定等重要的水陆码头，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古镇，何以在许多地方作为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在这里何以会有如此集中的展现，又何以能够有相对完好地承继。当走进古镇的民俗文化博物馆你就会发现，许多在老照片中漫漶不清的文化事项，竟然在当下还有比较完整地活态传承，这非常令人惊讶。社会上常常有这样一种看法，即传统文化似乎应该更多保存在那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区域，但胜芳古镇似乎在颠覆这种认知：这座古镇2009年的产值近30亿，上缴国家税收接近8亿，是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能数得着的富庶地区，这里应该从经济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才是，可为什么在这种状况下传统保持得这样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探究的浓厚兴趣。
在一次次的考察中，我们加深着对古镇传统文化的认知与把握。虽然每一次考察的时间不长，看到的还只是一些“表象”，然而，正是这些表象引发探究的欲望。将多次考察的“碎片”拼接起来，大致轮廓逐渐清晰，下面我们就对何以形成胜芳现象作一点辨析。
首先是这里的传统文化积淀深厚。这既要考虑到社会制度的层面又要考虑到经济和地理的因素。作为社会制度，应该考虑到传统社会中县治一级所有国家礼制完整性的存在，虽然在社会发展中这里仅为镇级建制，但毕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县治；就经济和地理因素讲来，从民俗博物馆反映的状况看，清末民初，这里作为沟通京津保定府的重要区域，商埠林立经济发达，当地民众有着深厚的商品意识，而且镇上的人们在京津一带为商为官之文化也在其后人身上有着深厚的积淀。恰恰是这些显现出这里既有传统意义上“国家礼制”的存在，又有实施和承继这些礼制的重要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们“家乡”观念相对厚重，如此形成古镇文化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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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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