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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人民政府组织修公路，要让这个落后偏远的地区见到汽车，和城市联系起来。花腰傣的男男女女都去开山挖路，唱着“挖一条大路去找一座金山，金山在哪里？过了红河又过了哀牢山…”的歌谣[4],傣族的男人女人们修筑了道路，真的见到了汽车。
在文革的最后两年，一批来自上海的男知青坐着汽车到了花腰傣坝子。他们住在寨子里傣族人家里，和他们一起下田干活。这是首批和他们朝夕相处的都市人。他们的一切都让傣族人感到新鲜。这些异族青年只在乡村呆了一年多，吃掉了所有的腌鸭蛋，以及下鸭蛋的鸭子，就随着回城的浪潮离开了。他们中再没有任何人和村子里的人联系过，但和我聊天的时候，老人们说起他们仍津津乐道，称誉有加。我真希望我的那些同族人配得上他们的称誉。
通车以后，政府在花腰傣的坝子建了糖厂、电站、矿厂。汉族工人越来越多地进入傣乡。他们在花腰傣女性中颇受欢迎。不仅仅是他们所代表的异文化，还因为他们的城市户口和工人身份。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花腰傣之乡兴起了“照电筒”择情侣。黄昏的时候，穿着盛装的姑娘们在寨子之间的公路边徘徊。按照心照不宣的约定，小伙子也三五成群地来这里闲逛。天一擦黑，他们用手电互相照来照去，一窥斗笠下的容颜。夜色掩盖了羞涩，姑娘们也会主动照人。而被电筒光照到脸的人也不会见怪。彼此中意的人，就会搭话，手拉手离开公路，到隐秘的竹林里去。
现在县城开网吧的一个四十多岁的汉族“老板”告诉我，他那时是从县城到嘎洒糖厂工作的一个年轻工人。在公路上“照电筒”的时节，他和他的同伴们是姑娘们电筒光会聚的焦点。今天，这个肥胖粗俗，在我看来毫无吸引力的男人仍憧憬地说，当年那些傣族姑娘温柔美丽，最美的都想嫁给我们，因为我们是城市户口的工人。当然，她们是农村户口，这样的愿望常常都不能实现。
在嘎洒，传统的汤锅宴、花街节地点是镇外的小山坡和达哈桥头。八十年代以后，花腰傣“赶花街会姑娘”的名气开始在外界流传。从2000年起，政府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将风景最美的石头寨开发为旅游区。从2002年开始，镇政府将汤锅宴和花街节的地点改为旅游景点石头寨。从2004年开始，石头寨及周围几个景点承包给了一家旅游公司。公司从周围寨子征招了十个姑娘和两个小伙子，组织了一个歌舞队。又从市里请来一个老师为他们编排了舞蹈。每个月给他们四百块工资，有游客的时候就让他们穿上民族服装表演。公司还组织寨中的妇女和老人编制竹箩、花腰带等手工艺品，卖给游客。而每年的公历十月长假，五一长假和花街节是这里客源最好的时候。虽然花腰傣传统使用农历而不是公历，十月也没有节。政府和旅游公司共同组织了一个“汤锅节”.五一花腰傣也没有节，还是政府和公司组织了一个泼水节。但花腰傣不同于其他傣族之处正在于不信佛教，不过泼水节。也许有人提出了异议，临到头时组织者将这个节日的名称改为了“沐浴节”。
旅游需要的是表演，未必是真正的民俗。每个傣寨都有一个公共水槽。傍晚收工回来，男人女人都去那里淋浴，大家赤身露体，也坦然自若，并不避嫌。“沐浴节”之前，旅游公司的人来到傣寨，说要拍傣族女性裸体洗浴的照片，给每个人五十元钱。这下子，傣族妇女反而都不好意思，人人都不去公共水槽洗浴了。另外，每个“旅游节”都有差不多相同的“民俗文艺表演”.在从县里和市里请来歌舞团之外，组织者也在周围傣寨中找来民间歌手，表演花街对歌时才唱的傣语小调；找来“猫猫舞”队，表演本该是春节后“开秧门”节时才跳的猫猫舞。所有能吸引眼球的活动，不管场合，不分时节，都作为表演呈现给游客。而著名的“花街节”,更成了旅游宣传的热门。花街节上演的节目与五一和十一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既然爱情是花街节的主题，应该作为“节目”呈现给游客。我在石头寨“花街旅游文化节”的节目单上赫然看到“吃秧箩饭”这一条，就问同去的镇文化站站长白健华，这是什么表演，在哪里。他告诉我说，如果游客交五十元钱，就可以到竹林里指定的吃秧箩饭地点，买一个预备好的盒饭，由穿着民族服装的花腰傣姑娘喂饭吃。
燕子寨的杨晓燕是个18岁的姑娘，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她是我的傣语老师之一，也在景点的舞蹈队“工作过两年”。有一天，小杨告诉我，她也喂过游客秧箩饭。旅游公司将50元中的30元收走，给喂饭的姑娘20元。小杨有些不好意思地抱怨说，这个工作不好，来吃秧箩饭的都是一些年纪很老的外面来的男人。
花街节上会唱歌会说话的帅小伙已不能再讨得最多姑娘的欢心。真正的“秧箩饭”风俗停了几十年了。柏油路取代了土基公路，电筒也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照电筒”择情侣的习俗也不再存在。现在要“玩”姑娘，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辆摩托车，带着她们去兜风。常常请她们吃饭和买东西给她们。我的朋友，南磨寨的小白跟我说，他年纪不小了还没找到愿意嫁给他的姑娘。虽然他和寨子里的几个姑娘睡过觉，但是恋爱是一回事，要谈婚论嫁时就不成了（花腰傣婚前的爱情和性生活比较自由。男性可能有过多个女朋友，女性也可能有过多个男友）。他告诉父母，卖了谷子和牛，给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即使如此，姑娘也常常不足。我记录谱系的老鱼塘寨子，有十七八个未婚的小伙子，只有四个姑娘。村子里的姑娘那里去了？她们都到镇上打工去了。更漂亮往往也更自信的，到县城、市里、省会去了。老鱼塘的小伙子对我说，他们寨子的“第一美女”李雪梅，以前还和寨子里的小伙们玩一玩，现在去了镇上，跟了一个批发雪花啤酒的汉族人。平时很难回来，也不跟傣族小伙调笑了。他们现在背地里都叫她“雪花啤酒”.小伙子们都知道，现在不同以往了，姑娘都想嫁给汉族人，因为汉族人有钱，尤其是那些做生意的老板。确实，就在这个寨子里，有两个姑娘嫁到了浙江。过年的时候，她们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探亲，不久，将寨子里的另外一个姑娘也带了过去。还有一个寨子有个姑娘嫁给了来开矿的一个汉族老板。大家都知道，这个老板给她家买了一辆农用车，还出钱将她的土掌房盖成了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当我指出寨子里未婚男女的数字的差距时，小伙子们都承认这事实。不过我不说，他们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故事四：善意还是争斗
10月19日，我进入花腰傣聚居地选择调查的点。水塘乡文化站站长-一个彝族男子带领我去岔河口寨了解情况。刚进寨子，我们看见一个姑娘在公共水槽边洗衣服。她长着一张典型傣族体表特征的圆圆脸，皮肤白净。她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听说我是来调查的，当即放下正在洗的衣服，给我们带路。她自我介绍叫做王国艳，初中毕业三年了。现在玉溪市一家糕点店打工。还有个弟弟在县城上高中。因为家里有事，这几天刚回来。她先领着我们爬上山坡，去看我要找的龙树和祭台。又穿过寨子，去看房屋的布局。一边走着，我问了她一些关于本寨基本情况的问题。有的她不知道，就说，她父亲是这里村民小组的组长，应该知道，于是带领我们去找他。邻居告诉她父亲现在甘蔗地里干活。小王又带着我们走下山坡，到达一条小河边。甘蔗地就在河对岸。河水清澈，但流急水冷，有五十多米宽。她说“你们过不去的，我过去给你们把他叫来”.说完脱了鞋就下水，一路淌了过去。水深及大腿，流得很急。浪花飞溅，她的长裤全湿透了。她却并不在意。我颇有些不安，文化站长却坦然地说，傣族人都是这么热情的。几分钟后，她淌过河消失在一片甘蔗林中。不一会儿，就带着父亲走了出来。她手里还拿着一根一人多长的刚砍下的水果甘蔗。两人又淌过河来，水流冲得她的身体摇摇晃晃，而她一直把那根水果甘蔗举在头上。上了岸，小王的父亲立刻邀请我们去家里作客。她将甘蔗砍短切好，给我和文化站长吃。我很不安，给她十元钱。但她坚决不要，神色诧异，让我颇汗颜。我们到她家小坐了片刻，一起喝水聊天。她父亲详细地回答我的种种问题，并热情留我们吃饭。回去的路上，我问文化站长。他说，他和小王姑娘也仅仅是见过面，算不上熟人。但花腰傣就是一向这样热情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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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网 201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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