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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年画，张宪昌就会眉飞色舞。 本版照片均 曹家骧 摄
河南濮阳市委老处长孙庆义打来电话：“山东聊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宪昌，三十年倾其所有，研究、整理、保护东昌府年画，十几万张啊！里里外外三间房子、客厅、阳台甚至卫生间，到处是年画。痴啊！”
对于年画，我并不陌生。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开封的“朱仙镇”和山东潍坊的“杨家埠”，并称为中国四大年画。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庭有了“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之言，年画由此而定名。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也是中国农村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那里也有年画？”我反问道。
“对呀，就是山东的聊城。古称东昌府。”庆义解释说。
聊城，武训、孙膑、傅斯年、张自忠、李苦禅、马本斋以及孔繁森、季羡林都出于这片土地。但对于东昌府出年画，我确实闻所未闻。
听罢，我只能搪塞道：“我息笔了。”
庆义动真格的了：“我可以说，你只要见了他，会重新燃起你职业的火焰。”
就这样，老友的一个电话，让我对张宪昌产生了兴趣。
“陡刀立线”为有后来传承者
初冬的鲁西，高高的钻天杨只露着光秃秃的枝干。最后的几片残叶，也伴着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徐徐飘落。而这片充满生机的大地，就像那一块又一块就要越冬的麦田，绿油油的，远远望去一片青绿。
见到张宪昌，是在聊城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传承东昌府年画艺术，百人齐刻年画”活动的现场。那天，188位聊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同学，把张宪昌教授围得严严实实，听他对东昌府年画历史的介绍、看他入刀刻版、着墨印刷……
只见他把一块刻制好的《麒麟娃娃》年画木版放在印架上，往墨盂里上倒进适量的黑色印墨，右手握着棕刷，熟练地调了调印墨，均匀地涂在刻版上。他又从印架右边宣纸轴夹拉过来一张宣纸，平铺在那块年画版上。又换了一把干净的刷子，上下左右，依次拓印着。不多时，那张雪白的宣纸便衬出黑色的图案。
揭开宣纸，一张娃娃手持宝物、驾驭麒麟的年画便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看着那年画上娃娃的垂耳眉眼、发髻头饰以及麒麟狂奔、祥云吉物，课堂里发出一阵欢笑声。张宪昌告诉大家，年画最难的是刻版。一张年画好不好，全在版子上。这也是年画的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于是，同学们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每人桌前都发了一块贴好画样的刻版，大家便饶有兴味地开始审样、进刀……
“我说过，一张年画好不好，全在版子上。”走在楼道里，他向我重复着。这突如其来冒出的一句话，声音好大。显然，这是说给我听的。
后来我才知道，一张年画大抵要经过画稿、构线、木刻、制版、印刷、人工彩绘、装裱等几道工序。刚刚同学们刻的叫“墨线版”，这也是年画最重要的创作过程。线条直立，才有深度。为的是耐磨损，不走形。行话叫“陡刀立线”。墨线版也称“主版”，将刻好的主版印出版样，照画稿的颜色分版，叫“择套”，一色为一版，一般是红、黄、蓝三套(块)色版。根据原稿的颜色，有的加粉红和淡蓝，通称“小红”、“小蓝”。每块套色版的刻版工序大体上与刻主版相同。套色版必须与主版纹丝合缝，不能走版。套印六色，一张年画这才算完成。
其实，刻版前的准备工作是十分繁杂的。首先就是备料。把没有经过嫁接的杜梨木水泡一年、晾干一年，第三年才能用。落料后，要两次烘干，一次要20天。之后，黏合、刨平、上油、开水沏浇10个小时，干后才能贴上画稿。
张宪昌在前面走着，边走边掏车钥匙。我跑了两步，跟着他钻进了那辆1.0排量的老式夏利车：“这老家伙跟我跑了13万公里了，满乡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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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1年12月06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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