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和汉字在越南颇为流行。从郡县时期开始，便有大批中原移民和官吏进入越南，致使越南语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据语言学家调查，现代越语中，汉族借词超过50％。由于越南语大体属于汉藏语系，又有大量汉语借词，比较适合使用汉字，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千余年中，汉字一直是官方正式通行的文字，称为“儒字”。大约在我国的宋代，在广西“方块壮字”（即俗字）的推动下，越南也开始用汉字来表记越南语，称为“字喃”或“喃字”，亦称“俗字”。喃字最早见于1210年在永富省所立的《报恩寺碑记》，相当于南宋后期和越南的陈朝。喃字与壮字的结构大体相同，借义又借音的如文（文Van）、南（南nau）等，借义不借音的如驭（马nqua）、鲜（鲜tuoi）等，借音不借义的如吏（来lai）、英（兄aub）等。喃字中还有一些是仿汉字创造的新字，创字的方法不外乎会意，形声和简化三种，读音皆依越南语。用这种方法形成的喃字，字形仍然是方块字，往往是借用汉字与自创新字夹用，有的借用汉字的音，有的借用汉字的义，绝大多数是以汉字越南语音。实行的结果，一音多字多义、一字多音多义、同字异形及重叠繁复的现象严重，所以，使用起来极不方便，虽有几个短暂时期明令公布施行，但作为正式文字并不通行，多半是民间使用。喃字现存的读物有千余种，著名的如长诗《金云翘传》。自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以后，改用拉丁化拼音文字，越南独立后以拉丁文为法定文字，称为“国字”。

越南受汉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且深刻的。同中国封建社会一样，越南也是独尊儒学，把它作为统治思想和教育、科举的主要内容。越南的佛教，事实上是汉传佛教的外传。道教在隋唐即传入越南，元朝尤为兴盛，第一代君王阮潢自号“仙主”，以后又设立“道士道录司”和“道士良医司”。越南民间祀奉的“天后圣母”里供奉的是伏波将军马援，不少地方建有关圣庙。越南的文学以汉文学为主流，国君、贵族、文士大都能诗善文，按照中国诗歌的音韵格律创造了“六八诗体”和“七六八诗体”，早期的代表作家韩诠就是因为仿韩愈作《祭鳄鱼文》而畅姓韩，越南的古典名著《金云翘传》、《玉嫱传》、《苏公奉使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模仿中国文字的痕迹。越南的重要史籍，如黎文琳的《大越史记》、吴士连的《大越史记全书》、潘叔直的《国史遗编》、张合桂的《大南实录》、郑怀德的《嘉定通志》及编年中《越史略》等，均用汉文写成，而且史书的体例和编纂方法无不奉《春秋》、《史记》、《汉书》为圭臬。武将多习中国兵法，陈国峻的《兵书要略》是越南武库中的珍品。长期借用中国历法，元代的《授时历》传入越南后一直沿用到明初，以后又改用明代的《大统历》，直到清代才参照《历象考成》一书制定自己的《协纪历》，干支纪时法在民间广为使用。越南医学是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朝野都很重视，立先医庙祀奉我国历代名医，仿中国设太医院、广济署、济生堂，学习中国医书，进口中国药材，以后则结合越南的情况编写《本草拾遗》、《中越药性合编》、《南药神效》、《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等书。中国的数学在郡县时期即传入越南，科举加试“书算”，梁世荣所撰《算法大成》有九九歌诀、九归歌、归除法等，广泛使用算盘。造纸术在汉代即传入越南，据《南方草木状》载，东汉时交趾便有了“蜜香纸”。越南是东南亚最早接受中国印刷术的国家，最早的印刷品是陈朝元丰年间（1251－1258年）的“木印贴子”，官刻有国子监本、集贤院本、内阁本、史馆本等，民间印本也仿中国题为某堂、某斋或某地某字藏版。丝绸、陶瓷、青铜、砖瓦、火药、铸钱等技术都是从中国传入的。越南的姓氏都来自中国的《百家姓》，共有200多个单姓和复姓，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姓阮、黎、陈、李、黄、武、潘、范、郑、吴、裴、杜，尤以黎、阮二姓最多。男子的名字和中国一样有单名、复名，且用别号，妇女也用某氏以示其父系，王室、贵族的名字常在旁边加金、木、水、火、土以象征崇尚其中的一德。此外，越南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古乐，戏剧的音乐、服装、脸谱、道具如同中国戏曲，旧式衣冠如同中国，和中国人一样用筷子，民间岁时节令有元旦、端午、七月半、中秋等（注：参见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

三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这句话表明，海外华人分布很广，散布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但华人最多的地区是东南亚，据1991年统计，共计2271.6万人，大约要占海外华人的70％以上。东南亚华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十个国家。十国中，人数最多的是泰国（645万人），其次是印度尼西亚（600万人），再其次是马来西亚（500万人）。华人在当地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新加坡（76.5％），其次是马来西亚（27.3％），再其次是文莱（20.4％）。这种分布状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的一个重要表征。

华人移入东南亚是从唐代开始的，最早的旅居地可能是苏门答腊，以南部的巨港人数最多，因当时唐朝的国际威望很高，故皆自称“唐人”，其海外聚居地称“唐人街”。宋代海外贸易兴盛，但当时航行主要靠季风，错过季节便只好留居当地，有的长往下来，生儿育女，称为“驻蕃”。元明两代与阿拉拍的海上贸易更加发展，东南亚是必经之地，所以沿途留下许多侨民，建起若干“新村”，如爪哇的麻诺巴歇、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加里曼丹、新加坡、越南的南圻、菲律宾等地。从明朝中叶到鸦片战争前的三百年间，南洋侨民剧增，大部分是闽粤一带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有一部分是因政治动乱而避居南洋的人，巴达维亚（今雅加答）、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等地，侨居的华人均在万人以上。华人大量出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从1840年以后的100年间，每年平均10万以上。出国的主要原因，是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进行资本输出，开采矿产、兴办农场、修建公共设施，需要大批廉价劳动力，于是以“招工”的方式签订契约，称为“契约华工”，或者叫做“苦力”和“猪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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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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