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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班洪总管胡忠汉、班老王胡玉禄、困刚锡龙散猛在炉房银厂事件上立场坚定，始终强调银厂矿山归属中国，负有守厂护山之责，不能违背先祖、背叛中国。这与传统中国“家国同构”的影响有关。传统中国本来就有“家国同构”的特点，“在农民的心目中，理想的国家政治关系成了家族关系的自然放大，官吏被称为‘父母官’，理想的皇帝就是‘爱民如子’的慈父”。“家国同构”的实质就是“忠孝一体”，对家庭尽孝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是对国家尽忠，对国家的认同是对家庭的认同的自然延伸。如上所述，班洪总管胡忠汉、班老王胡玉禄、困刚锡龙散猛总是将其祖先与中国并提，屡次表示坚决不违背祖宗遗志、不背叛中国。应该说，这是传统中国“家国同构”政治影响的结果，其国家意识即是对家庭认同意识的放大，只是在近代西方侵略势力侵入后又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在班洪、班老地区上层人士中，具有明确的中国意识者当然不限于以上3位，如“永邦为班洪之一支派，当英兵占炉房，永邦王麻哈受英人贿，班洪、班老、塔亭、蛮国诸王，以永邦背叛中国，兴问罪之师，英兵助麻哈，诸王不能克，自是永邦与诸王为仇”。诸王对接受侵略者贿赂之人以“背叛中国”之名“兴问罪之师”，无疑缘于其内心深处强烈的国家意识。
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国家认同意识，我们不能认为只代表他们自己。鉴于其在当地民众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其对属下民众的巨大影响力，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明显还具有一定的民族基础。
卡瓦民族头人的请愿书和其他学者的调查日记
1936年初，卡瓦诸部对中英会勘滇缅界务的决议持有异议，派代表向中方委员申请内附。卡民代表于1月向中英会勘滇缅南段界务委员会主席伊斯兰呈递请愿书。书中写道：“敝王等以卡瓦山地为中国边土，卡瓦山民为中华民族之一部分，征之中国政府所颁发敝王等祖先之印信，可证明为中国版图之一部分，而风俗习尚，与中国内地大同小异，亦可证明汉族文化广被之民，是我卡瓦山地与中国为一体，不可分割也。敝王等守土有责，岂敢失职，与所属民众，自始自终，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效忠于我阿祖阿公，为中国保存此土，不使彼英人得越界线一步……敝王等根据国有疆土，请先生以大无畏之精神，快刀斩乱麻之手段，毅然主张以潞江为天然滇缅界限，则纠纷可解，人心可服，血流之祸可免。”2月，伊斯兰“书面作答，巧避其难”。卡民代表随即又发出《告祖国同胞书》，书中说：“窃我卡瓦山十七王地……世受中国抚绥，固守边疆，迄今数百年，世及弗替；不但载诸史册，即现尚存历朝颁给印信，可资凭证。惟以我卡瓦民智粗率，处云南极边，未得深受中国文化教育之熏陶，致语言文字，殊类各异。但男勤耕耘，女重纺织，日作夜息，自食其力，虽生活质朴，与内地大同而小异。吾卡瓦……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卡瓦民族头人的国家意识，既有“效忠于我阿祖阿公，为中国保存此土”的传统意识，又具备了现代国家要素的领土观念与人民观念。这种意识仍然是有群众基础的。“光绪初年，中国驻英公使薛福成于伦敦与英国签订条约，将卡瓦山割归英国，然而当地人因历史关系，皆仇视英人，亲附华人，英人因此未能入境。
还需指出的是，随着近代国家宣传的深入与各种人士边地调查的展开，普通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的国家意识也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势头。前述方先生在班洪、班老宣慰时向总管等人灌输国家意识，后又赠送中央政府领袖像片，用意显然都在培养或强化认同意识。
另如陶云逵先生在调查中也做过类似工作。1935年9月18日，陶先生在所且调查时向附近村子的头人及本村男女说明：“来测量者，每人给针三颗，花布一方。负责头人，每人国旗一方，给红结瓜皮黑缎帽一个，蓝布一长条，针十颗。”承诺赠送以上礼物固然是为了争取当地民众接受其测量体格的要求，但礼物本身更值得我们留意。与针、布、瓜皮帽等具有实用性不同，国旗本身并无用处，更非民众日常生活所必需，但它却只有头人才能领到，说明陶先生是把国旗当做最重要的礼物。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拥有它似乎能带来一种荣誉。不实用却又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原因当在于它是国家的象征符号，其意义无疑在于有助于塑造和培养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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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11-18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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