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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和启示
两人在研究的出发点和学术的现实指向等多方面的确有许多的不同，但不管怎样，两人的研究都给后人留下深远的影响。
茅盾的神话研究，亦如他进行文学创作时最习惯的宏伟叙事模式，对于中国神话及其研究的鸟瞰式的全盘认识，使我国神话学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同时其开阔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中外史料以及在学术体系的建构方面，都对后来的研究者有相当的影响和启发。特别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能有这样的理论和学术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闻一多的研究则给我们一种中国式神话学的方法和途径，其无论材料、主要方法还是研究中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都体现了中国式学者的胸怀。这种治学风格一直鼓舞着后世的学者，并在今天依然闪现出智慧的火花。
中国的民间文学（包括神话学）、民俗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曾多次体会到显学的荣耀，在今天却受到空前的冷落，不得不引起学者们的反思。钟敬文曾指出百年中国民俗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方面的欠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与文本相比，都显得严重不足，“这不但使我们凭空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同时也使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而只能在文本中徘徊”。（注：仲富兰．中国民俗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N］．文汇读书周报．1999－1－16（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人类学、语言学等诸学科fieldwork的概念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界，受到空前的关注。田野作业被视为民俗学最重要也最基础的研究方法，成为了“民俗学者的名片”。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在田野作业的数量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以《三套集成》为标志。然而，尴尬的是，即使经历了这样的“繁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提升，其在现代学科群中的位置依然是缺失的。位置的缺失，源于理论的缺失。一批较年轻的学者开始新一轮的反思，希望从另一个方向给我们提供答案，仲富兰认为中国民俗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国民俗学发轫之初，便缺乏一种从容不迫的理论准备。长期的“文学化”倾向，以及建国后长时期遭受冷落，使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主体、客体诸层次显得捉襟见肘，使得中国民俗学一直难以建立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如果说仲富兰的反省还缺乏现实指向，那么另一些学者则毫不留情地将矛头对准了田野作业。陈建宪在一篇反思中国神话学的论文中指出，民间文学研究重心从文本到田野转移的成败得失，是民间文学界当前亟待反思的问题之一。在学科理论上的长期滞后是民间文学失去吸引力的根本原因之一。自20世纪以来，中国神话学从无到有，从单纯引进外国理论到调查研究中国各族神话遗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特别是基础理论方面，理论的匮乏与神话资源的迅速增长恰恰成反比。所以，他呼吁：“走向田野，回归文本”。（注：陈泳超主编．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观照［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施爱东则针对国际民间文学界共同存在的一个奇怪现象：“主要的理论进展皆出现在那些缺乏丰富的活形态口头传统的国家里，而能够进行实地调查的田野活动—惟有此类调查才能提供所需的材料—的地方，又在描述和分析材料上跟不上步伐。”（注：施爱东．告别田野［J］．民俗研究，2003，（1）．）检讨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搜集整理”式田野作业，大声疾呼：“告别田野”。（注：叶春生．关注民众，贴近民生，再造辉煌［J］．民俗学刊．2001，（1）．）在这样的反省中，受到批评的仅仅是田野作业的研究方法，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反而被忽略了。
任何学科的研究者实际上都经历过同样的矛盾与挣扎：如何处理田野与书斋两条战线、如何权衡感性的田野与理性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人文学科尤其如此。于学科本身而言，深邃的洞察力、专注的眼光、科学的研究方法、饱满的学术情怀都是学术研究者努力追求的方向，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民俗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以“记叙、研究 和说明人民生活文化现象”为己任，是一门活色生香的现代学科。与其说民俗学是一门研究学问，不如说它是一种人文视野与关怀。源于实际生活的民俗学更容易走近生活， 而非学术殿堂的技术性话语和自命清高。正如叶春生所指出的，中国早期的民俗学运动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五四以来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且得益于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着眼点。对我们今天的民俗学研究来说，这仍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因为，关注民众和贴近民生是互动的，我们关注了民众，民众才会关注我们；贴近民生，民俗才有生气。
茅盾、闻一多在神话学研究上给我们的启示，不仅包括治学的方法，更重要的还有学术理念。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精深的学术造诣，另一方面也要具备服务于民生的现代意识，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理想的切合点，也正是我们应从茅、闻二人的治学中力图找寻的。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04期，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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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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