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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针对一位鄂伦春族青年学者根据本民族情况提出的“文化存亡”问题，联系到他多次调查过的人口较少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看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他指出：“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4）
费孝通对文化的概念和意义，真正产生切身的体会，是在大瑶山调查中才有的。他的导师吴文藻极力主张要认识中国文化，应先从相对汉族文化更简单明了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若要训练一个实地研究员，使他获得比较的观点，莫如让他先去考察一个和他本族具有最悠久亦最深长的历史关系，而同时却仍保有他在体质上，语言上，及文化上不同的特性的非汉族团。”（25）史禄国先生是一位富有经验的人类学家，他也极力主张在费孝通出国深造前，必须先做一个国内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不能空着手出国，甚至担心那样会遭到同行们的笑话。而费孝通和王同惠也是本着要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先从少数民族开始的思想进入瑶山的。
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明确表示进瑶山调查，是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拆了要搭得拢才对。拆时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构中有什么功能，拆了有什么可以配得上。大轮船的确快，在水滩上搁了浅，却比什么都难动。当然谁也不能否认现在中国人生活太苦，病那末重，谁都有些手忙脚乱。其实这痛苦的由来是在整个文化的处境变迁，并不是任何一个部分都有意作怪。你激动了感情，那一部分应该打倒，那一部分应该拆毁，但是愈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打倒，一部分一部分的拆毁，这整个机械却愈来愈是周转不灵，生活也愈是不可终日。在我们看来，上述的一个观点似乎是很需要的了。在这观点下，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我们亦明白要等研究清楚才动手，似乎太慢太迂，但是有病求艾，若是中国文化有再度调适的一天，这一个观念是不能不有的。”（26）
从上面这段长长的引语，可以看到费孝通和王同惠七十年前的瑶山调查，就是要贡献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在文化剧变中必须考虑文化的整体联系和功能，或者说是要注意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和作用，从而使“谩骂要变成体恤，感情要变成理智，盲动要变成计划”。这与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的观点，非常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和不断完善的关系。可以说，大瑶山的社会调查，已经植下了费孝通“文化自觉”的根。
这个根是如何植下的呢？大瑶山使费孝通真正体会到与熟视无睹的本民族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的冲击力，第一次强烈感觉到文化的差异和相通之处。在一个“友好的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主客之间存在着区别，主人们相互间也存在着不同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相当固定的，大家互相明白应当怎样对待对方，而且分明地看得出亲疏之别。我认为这是任何社会的常态，最亲密的团体是父母子女形成的家庭。我就抓住这个团体去了解他们在这个团体里各方面具有规范性的活动。这就进入了他们人文世界的大门，并为进一步扩大观察和了解建立了基地。我们逐步地跟着这些已经熟悉的人，从一个家推广到和这家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和这些人的家。再进一步可以到各家去串门时就看到各家相同的和区别的情况，对他们家庭这个制度有了一定的概念。又从一个村里存在着不同地位的人和家，清理出村落这个社区的结构”。（27）
继大瑶山调查之后，费孝通又在家乡江村和抗战时的后方云南禄村做过社会调查。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大瑶山调查，因为“第一次我是汉人去研究瑶人。既不能说我是研究本土文化，又不能说完全是对异文化的研究”，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感觉中还是“同多于异”，“我是从比较自己熟悉的文化中得来的经验去认识一个不熟悉的文化的。我认为这就是利奇所说的‘反省’的一种具体表现”。（28）可见，从大瑶山调查开始，费孝通的人类文化同多于异，即本质上是相通的观点，就已经确立了，文化的比较和反省的体会也相应产生了。此外，费孝通自己也明确意识到：“我通过瑶族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29）
大瑶山、江村和禄村的调查研究使费孝通了解到，一个社区中的众人事实上都是按照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模式而行动的。而各种社会角色又是相互配合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网络般的结构。费孝通晚年对其《生育制度》一书进行反思时，感觉到这种思路难免导致“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潘光旦先生在为该书作序时所写的《派与汇》中，就批评其忽视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30）直到有了“文革”时期角色颠倒和错乱的经历，费孝通才真正意识到在过去的调查中，他始终是以“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即以“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对象”。他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这种新人文思想，使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又一次的跃进，进入了心态研究的层次。他说：“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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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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