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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关注西部大开发中的少数民族发展时，特别强调要研究和解决好人口较少民族的问题。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人口较少民族在生产能力和谋求职业方面出现了某些不适应，出现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如何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问题。为了深入了解这些民族目前的实际情况，在费孝通的倡议下，国家民委组织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共同组成了“中国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和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从2000年7月开始深入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8省区，对22个人口较少民族开展了实地调查活动。这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第二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调查活动，对更好地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在金秀瑶族自治县，讲不同方言的五个瑶族支系，长期共同生活在大瑶山，逐渐认同瑶族这一共同称呼的现象，也引起了费孝通的深思：“大瑶山的具体情况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想过很多问题：什么叫瑶族？瑶族的分布怎样？……过去我们的民族研究很多是以现有的民族单位为范围的。《中国少数民族》这本书的体例就是如此。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在研究工作上已经遇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这几年里有人提出要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如果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了。”（18）
费孝通在晚年回忆道：“30年代我所调查的花篮瑶就在今金秀瑶山，当时称大瑶山。金秀瑶山里现在的瑶族居民是不同时期从山外迁入的。这些从不同地区迁入这个山区的人，都是在山外站不住脚的土著民族，进山之后这许多人凭险恶的山势，得以生存下来。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团结起来，建立起一个共同遵守的秩序，即维持至解放时的石牌组织，对内和平合作，对外同仇敌忾，形成了一体。山外的人称他们为瑶人，他们也自称是瑶人，成为一个具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在我的心目中，也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雏形。后来我和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多了，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知识也多了些，又联系上汉族本身，感觉到由多元形成一体很像是民族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普遍过程。”（19）
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期间，费孝通为了解决教学需要而编写了一本《民族历史概论》，将各民族的历史综合在一起，亲自给学生在课堂上讲授，初步奠定了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路。改革开放以后他在广大的民族地区来往穿梭，进行调查，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1989年夏天他在威海暑休时，终于将这一思想最后总结出来，并就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的Tanner讲座上发表了演说，引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1990年国家民委专门就此召开了学术讨论会。1991年，费孝通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
在中华民族形成的长期历史中，我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伟大祖国，形成了不可分离的血肉关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断融合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基础上混合而成的，正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显赫一时的民族，如匈奴、鲜卑、契丹等，“他们从森林里狩猎开始，下山到草原上放牧，壮大后驱骑南下，入驻农区，然后在中原的文化大熔炉里化成其它民族的一部分”。（20） 少数民族的形成也是一个复杂的混合过程，如藏族、瑶族就包含有许多不同的语言成分，很可能表明他们也是由不同成分互相混合而成的。
因此，费孝通认为，“民族”这一概念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中华民族；第二是汉、满、蒙古、回、藏、彝、维吾尔等五十六个民族；第三是这五十六个民族中有些民族还包含着的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如藏族中的康巴人、安多人、白玛人，苗族中的红苗、青苗，汉族中的客家等。“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差异的一致，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21）
费孝通还进一步总结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和，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往，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22）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三、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思想
从大瑶山实地调查开始的文化探索，伴随着费孝通一生的学术追求。他晚年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和而不同”等观点，号召人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文化的反省来实现文化的自主。其目的是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重新树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理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些观点不仅在海内外的学术界引起震动和思考，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甚至对人类怎样面对21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都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自觉”上，这是费孝通毕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的求学生涯，但真正的萌芽是从少数民族实地调查中产生的。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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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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