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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民族思想，起始于他在大瑶山的调查研究心得。在他和王同惠的《桂行通讯》里，就记述了广西北部民族杂居区在1932年二三月间发生的变乱，“经驻军全力扑平，死亡土人达一千多”。费孝通当时就评论道：“若是多用武力镇压，在剿匪的名义下大规模地减少他们的人口，既和政府所采取的优待同化政策相背，而且反而增强他们与汉人相对立的民族心理。”（12）由于费孝通在大瑶山的经历，他非常赞成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
在他看来，“当前地球上各地的居民，尽管由于地理与历史条件的差别，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有所殊异，但是他们都是人，都具有人所共有的发明创造的才能，都具有发展进步的资质。他们都是通情达理、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在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所以是不科学的”。（13） 他总是怀着深厚的感情来看待少数民族。费孝通在他的文章里，描绘了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讴歌了少数民族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和进步，同时他又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忧心忡忡。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两个差距：一是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是中国内部的东西部或者大体上说是汉族同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这是中国现代化课题中不可分的两个部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要坚决防止重演大民族压迫和剥削小民族的悲剧。因此，开发边区必须注意那里的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不仅要时刻想到世代生长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同时还必须扶持和帮助他们，力争使少数民族和汉族、边区和内地在现代化过程中同步前进。费孝通时刻思考着如何让少数民族尽快地发展起来，达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发展。
197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费孝通应邀前往，顺路重返大瑶山。他欣喜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大瑶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在《四十三年后重访大瑶山》一文中，用“换了人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后来，他又专门委派胡起望、范宏贵到金秀继续进行瑶山调查。1981年费孝通三上瑶山，通过调查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六七十年代的“以粮为纲”，对大瑶山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了重大的破坏。而且，“由于自治县划界时没有充分考虑新情况的需要，没有强调山区和平地的经济交流，把原来山区贸易所依靠的集散点划在界外，加上山区公路建设困难，自治地方得不到发展经济的具体条件，反而受到县界的束缚，有点像‘画地为牢’”，（14）阻碍了山区和平原、瑶族和汉族的经济联系，反而影响了经济发展和民族关系。费孝通在《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中，通过几次大瑶山的调查研究材料，对新时期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的建议：“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不是民族分割，而是民族团结，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这样对汉族、对少数民族都有好处。所以我们应当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自治地方的区域。”（15）1982年费孝通参加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活动，第四次上瑶山，在《四上瑶山》一文中表达了对大瑶山发展多种经营和科技致富的赞许。1988年费孝通五上瑶山，这次不仅是到金秀县城，而且直接乘车到了当年调查地六巷，见了当年的老朋友，也拜谒了王同惠的纪念亭。
五上瑶山的调查研究经历，引发了费孝通很多的思考。他认为，要发挥民族优势，发展民族经济，必须在观念上加以变革。我国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生活在广阔的自然环境里，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比较容易满足于简单的生活。自足自满心理必然会带来保护现状、抗拒外来影响的反应，而封闭和拒外实际上会保护落后，使差距越来越大。依赖心理的形成，会使一个民族失去自信、自尊，变得毫无活力，这个民族必然衰落。要克服这些不利于民族地区发展的思想观念，就要搞好民族教育，提高各民族文化素质，在保持和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民族文化和科学技术知识。对于还处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的少数民族，要靠商品经济来冲击其旧有的经济结构，打开封闭的大门。通过商品流通交换，引导他们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开发西部地区，从而也必须重视民族关系，将民族间团结协作的关系进一步推向新阶段。开发边区要注重扭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衡。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变化，使当地少数民族不可能继续保持传统的游牧、打猎、游耕，逐渐失去了传统生产、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可能很快完全进入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会引起矛盾，影响民族团结，因为“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在于经济的原因”。（16）因此，我们在思考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时，必须着眼于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民族地区只靠少数民族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还必须取得汉族的帮助，但帮助不是救济，要使外力内化，让少数民族用自己的腿走路，在商品经济的大风浪中接受锻炼。民族地区必须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外在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发展的道路。既不能盲目模仿，也不能依赖国家，等待帮助，要走自身经济发展之路。
面对与新世纪一起到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费孝通备受鼓舞，这是他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一个心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了“边区开发”的概念，一直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奔走不息。他总结道：“现在，民族工作又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缩小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相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围绕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民族工作一定能够再创新的辉煌，为全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17）他专门撰文支持由国家民委发起的“兴边富民”计划，积极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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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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