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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国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与环境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人类生态独有的特性就是要将人类族群里的结构和组合，和其所在的地域环境连接起来，形成互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扩展，人口、资源、环境和语言文化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生态学成为与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最近的科学。人是生物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人类对环境的社会生态适应即是人类文化。文化即是人类对所处环境的一种社会生态适用。面对人口、环境、资源和语言的生态危机，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来修复遭到生态破坏的环境，这样才能使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协同共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构想。
最多样的生态系，便是最强健的生态系。因而，从语言生态共生关系的角度看，多语并存对人类来说是一个幸运。人类之所以在地球上得以欣欣向荣的发展，便是因为人类有能力发展出多样的文化，去应用各种不同的环境。可以说，这是人类人文生态环境得以保持平衡的基本条件。
如果说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成功发展的前提，那么，保护语言生态的多样性就至关重要。因为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传播主要靠语言。多语并存（或者说语言的多样化），就意味着人类多元的文化和人文生态系统得到传承和保持。相反，一种人类语言的消亡，就意着人类失去了一种文化，失去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可供比较、借鉴的文化信息来源。这正如何阿拉斯加土著民族语言中心的米凯尔·克劳斯所长所说的：“多语并存有诸多好处，例如在现代医学知识里，不少是从使用动植物的传统治疗法中提取出来的，如果土著民族的语言不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当地的动植物的重要信息也就无从得到了。”［9］而要探讨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首先得认识造成语言生态濒危的原因。
就世界范围来看，造成语言濒危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一些非自然的因素。一方面，语言接触是造成语濒危现象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发生密切接触后，必然使得弱势语言的使用领域进一步缩小。但同时语言濒危现象的形成也与语言状况和民族经济、社会形态、文化结构以及通讯手段、交通工具的发展有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语言濒危现象也可以说是社会进步和发展变化的结果。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日益加快的今天，在人们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大众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一些弱势语言由于不能适应社会交际及信息传递的需求而逐渐散失其交际作用，最终被强势语言所代替，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除此而外，象疾病、战争、强迫同化及其现代社会生活进程中语言趋同趋势的不断发展，都会使一些文化处于弱势的小民族语言的交际空间和功能逐渐萎缩，而最终濒临消亡（或者说是死亡）的境地。
如果说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语言是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语言使用人口以及通讯技术等因素所导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面的途径来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使语言作为文化载体这一功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发挥。
1．充分认识语言（母语）价值，创造使用环境，延缓其消亡的速度。人类的语言结构是人类智能成就的证言，反映了一个族群（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语言所具有的文化载体功能，赋予我们的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从文化载体这一功能角度考虑，对那些面临着濒危的语言设法加以保护。我们知道，保护濒危语言的意义，最根本在于它代表着一种文化，每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贡献和特点，谁都代替不了谁。世界上多种语言并存是一种人文生态环境，没有多种语言并存，强势语言也难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发展。这正如张公瑾教授所说的：“多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多一种交际功能，多一种文化体验，多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多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10］因为一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和特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没有战争、没有特大的自然灾害，其语言和文化就能很好地保存下来（威尔士语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以濒危语言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决不能凭主观去测定它将什么时候会消亡，更不能主观地去测算将什么时候会消亡，而要多侧面、多角度地去研究和分析造成濒危语言的濒危条件和各种自然、非自然的种种人为因素。
2．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启动的大好形式下，对语言使用环境的保护与对语言的保存一样重要，对濒危语言的保护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好我国少数民族聚区和民族自治区域的民族语言使用环境。因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一些小范围内作为经济交流主体语言的民族语言将会受到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因此，在实施开发大西部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好孰轻孰重，对濒危语言文化的保护和抢救关系重大。同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化资源）的保持关系深远。换句话说，就是要使我国民族语言的文化生态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和保持，必须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民族自治区域的濒危语言文化生态保护区。
3．濒危语言语料要书面化和档案化。主要包括：（1）通过语言的田野调查，以抢救活着的语言材料，作为书面材料永久保存；（2）加强濒危语言材料的以及对这些语言的社会功能进行研究和历史分析，考察其结构变异和功能萎缩的原因。这样不但可以为语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和线索，而且可以为人类保留一个语言文化品种，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积累珍贵的财富。同时，社会语言学通过加紧对濒危语言社会文化功能的发展变化特点的分析，不但可以为语言研究提供个案材料，为制定有关的语言政策特别是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保护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而且还可以为国家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民族语言文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如果说对语言的调查、记录是濒危语言文化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方面，那么加强各民族语言、方言变异材料的搜集与研究同样是濒危语言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56个民族所呈现出的大分散、小聚居的民族分布格局，民族间的接触极为频繁，使得语言变异成为一种极有价值的语言资料和文化资料的重要来源。其重要性就正象王士元教授所说的那样：“近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越来越关注我们的环境，关心、保护我们这个星球上所出现的生物学物种的工作，当然我们同样也应该不遗余力地有选择地保护有价值的语言学变异，就象保护数千年来人类文明进化的成果一样。在这种差异中，能找到很多有关中国过去历史的答案，以及有关人类语言能力的类型范围等问题的答案。每一种语言确实都是向我们周围世界敞开的窗口，给予我们的不仅是它今天的不同景象，而且还有很多在世纪以前的情形的反映。为了要知道选择那些来加以保护，迫切需要把理论的发展和资料的搜集同步进行，以便我们能够从各种素材中识别出关键的资料。”［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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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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