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的文化政策调整、文化体制改革和着力推动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运作，极大地缓解了国家和民俗及民间文化之间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张力关系，使得民俗和民间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和公共空间中重新登堂入室，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还获得了某种合法性。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府文化行政，非常迫切地需要民俗学者们的专业知识。由于所谓“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民俗之“俗”有着一定的重合[20]，因此，民俗学也就更加有了用武之地。这确实可以说是此前一直处于较为边缘地位的中国民俗学的一个空前机遇，同时，也是民俗学者服务于人民(“民俗”之“民”)和贡献于国家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好机遇。争先恐后地积极参与各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业务咨询，甚至介入遴选、申报和登录等工作，已是目前中国民俗学者的普遍姿态，而这样的学术实践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应用民俗学和公共民俗学的属性。

　　从中国“学以致用”的传统和民俗学之作为“国学”之一门类的属性而言，目前此种民俗学者有机会参与国家文化遗产行政的局面固然是值得庆幸，然而，在知识分子较为缺少学术独立传统的中国社会，在绝大多数民俗学者均不同程度地处于国家学术-文化体制之内或其影响之下的格局中，民俗学者在介入与文化行政相关的学术应用性实践活动时，不仅应该明确自己作为具有学术独立性的专业研究者的立场，还应该对国家与民俗的关系之类课题持有深刻的自觉和清醒的学术洞察。对于当前的中国民俗学而言，也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国家与民俗及民间文化的关系这一类问题提升到其学术关注的焦点上面来。

　　中国政府对世界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以及相关的文化行政，突出地反映了国家通过参加国际公约、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得以实现的对于本土传统文化态度的巨大转变，与之伴随的将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体制的一系列深刻变革。眼下，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曾被认定为革除对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大力地抢救和保护，这自然就会促成对于相关文化政策进行必要的反省。与以物质形态为主的文化遗产较多地反映了古代王朝文化的情形有所不同，“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意味着必须对那些涉及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民俗文化给予更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对以往那种以意识形态为背景的“文化观”的突破。基于新的“文化观”而展开的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民俗文化的各种社会实践与学术应用，将构成国家和国内各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还将增进国民个人的文化权利与选择机会，并可激发国民依托文化传统进一步发挥创造力的能动性。中国现代民俗学显然可以在上述社会文化机制的转型过程以及很多具体的社会-文化政策的制定、推行与调整过程中发挥自己的学术专业特长。由于民俗学者对于民俗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机制和社区基础等有着比其他学科更多的调查与研究，因此，他们往往就能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文化遗产行政。

　　在国家文化政策持续不断地界定、规范、采借和宣传中，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极尽变通和适应之能事，其新的生成、建构、延展和创新，往往以“民俗主义”和“公共民俗”的各种不同形态(如北京东岳庙会、各地传统手工艺的旅游产品化、春节联欢晚会等)而不断地衍生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民俗或民间文化传统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与文化格局中的可能性之一，是经由其地域和族群的公共性(作为地方性的公共文化，如屈原故里的龙舟竞渡、南宁民歌节、妈祖庙会等)而延伸或升格为国民文化的累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对民间民俗文化的征用，意味着将民间文化和传统民俗通过地域或族群公共性的中介提升至国民文化的高度。显然，中国民俗学也正因此而面临很多新的可能性。除了它作为一门学问更加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可，除了它可以积累更多的专业知识、学术资料和田野研究经验，并提升民俗学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水准等之外，中国现代民俗学还有一些全新的可能性值得期许，例如，民俗学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里，还应该可以发挥诸如“社会评论”、“文化批评”和“政策建议”之类的功能。

　　但是，只有坚持民俗学的专业学术立场，以学术的、专业的精神做出大量具有扎实的资料和田野基础及较高理论水准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较好地发挥上述几方面的可能性。正是由于民俗学长期以来对于节庆假日之类“时间民俗”有很多深入的研究，它才有可能指出现代国民国家的时间制度必须兼顾历史传承和体现为民俗民间活动的节日、承载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文化的官方纪念日和其它各种法定假日，使其之间获得某种程度的均衡，也才能针对现有的诸多失衡问题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发表评论或提出批评，进而对国家现行节假日制度的改革提出合理并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民俗学者显然更加倾向于提出在民间节庆和官方纪念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以求能够反映国家与民俗之间应该有的适当关系[21]。类似这样的课题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由国家支撑的学校教育体系日甚一日地改变着少年儿童的教养、意识甚至游戏方式，其和传统的家庭教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民众传统的生育观念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对峙或互动关系?乡规民约的习惯法文化传统和国家的法制建设应如何接轨?中国社会又该如何在普及普通话、克服地域歧视和保护方言文化之间取得较好的协调?曾经局限于地域熟人社会里的民间互助性借贷和“标会”之类的融资习俗，在规模较大的现代都市化社会里可能发生哪些变异，出现哪些问题?政府又该采取哪些对策?国家推行的科学普及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等，一定要以民间庙会上的“迷信”行为作为打击的靶子吗?以推行火葬为主要目标的殡葬改革政策和民众以土葬为核心的丧葬习俗之间[22]，又会有哪些问题发生?诸如此类，对于困扰现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很多现实问题，民俗学都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研究成果有所回应。中国民俗学若能更加深入地研究国家与民俗的关系以及政府的管理与民众生活方式、生活文化之间的关系，那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对中国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更大的解释力。国家与民俗的关系是现代国家的国民文化建设的关键性课题之一，民俗学则应该是最有能力去关注、揭示和阐明所有与之相关的民众生活方式和生活文化问题的一门学科。

　　在当前的中国，标准语言和普世性国民文化的成长有目共睹;文化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性的文化交流不断地输入着新的文化理念，并不断地刺激着国民的文化自觉(如针对和服、韩服的“汉服运动”，针对“洋节”泛滥的传统节庆复兴等)，所有这些全新的社会与文化格局或动态，将使民俗和民间文化传统在现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获得被重新论述的机会。与此相关联，中国民俗学研究也将面临现当代中国民间文化的全面复兴以及民俗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国民文化密切互动的全新状态。中国民俗学只有努力扩展自己的学科触角和解释力，并把翔实的田野调查与公共民俗学、应用民俗学等新的学科方向相结合，同时，积极参鉴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经验与成就，方能无愧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期待。为此，民俗学必须牢固树立起关注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共生之基本现实的课题意识，而国家与民俗的关系在此类课题意识中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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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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