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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旭:“发现”赵家堡
————现代背景下一个闽南土堡的地方营造
  作者:吴世旭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10-13 | 点击数:25697
 


    中国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上述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紧密相关,但却不具备西方社会那样的原生性特征,其具体的实践也只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在现代的文物观念中,文与物、现在与过去是分离的、断裂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对物和过去的保护才成为可能。虽然传统中国也存在“文物”的概念,但却没有上述分离与断裂的意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物,谓礼乐制度”,其更深层次的观念基础在于《周易》所言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文物与礼乐制度的等同表明,中国传统的文物观念强调的是文与物的一体性和今与昔的连贯性,也就是说,礼的完备就是器的完善,而对这种文物的重视是与帝国的治理紧密相关的,其目的在于维持一种理想的礼制传统,这与因西方现代社会的出现而导致的断裂性的时间感完全不同。传统的文物观念与帝制中国的社会模式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而在以礼为核心“社会理论” 的历史条件下,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的观念与意识。但是,随着西方思想观念和社会模式的渗入,中国传统的文物观念逐渐被现代的文物观念所取代,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全球化的蔓延过程中,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作为一种国家政策被付诸实践,并因经济利益的驱使而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赵家堡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不过是中国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但却充分体现出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机制,而“宋城”意象的营造看似已经超出了文物保护的范畴,实际上却正是这种机制运作的结果。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选择性的特征,这种选择表面上是以特定的标准为依据,但在具体地实践中却常常因为各种主观意愿的渗入而具有了变化的可能。罗兰(Michael Rowlands)认为,作为一种散漫的实践,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通过讲述特定群体的故事来建构其集体记忆,这些故事构成了一种传统,并以在过去、共同体和认同之间建立关系的叙述结构来界定群体的权利,因此,这种传统从来就不是中立的,而是通过对象、记忆和故事之间的审美关系被加以创造,以传递给下一代拥有未来的尊严、自尊和权利 。在赵家堡成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土堡的居住者对其建筑的文化意义并没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土堡建筑的文物价值是通过国家代理人的发现而得到呈现的,而聚落共同体的权利也被统合到民族国家的整体权利之中 。尽管如此,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散漫性非但没有减弱,相反却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其展示与表演的特性也因此蔓延到了更多的程序环节中。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对土堡建筑的文物价值的最初发现,是国家文物保护政策得以实施的具体表现,但这种发现并未将皇族历史与土堡建筑勾连起来,土堡建筑的展示也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然而,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所确立的等级制度,却把赵家堡纳入到了特定的等级结构之中,而实现在这种等级结构中不断攀升的重要途径,就是首先要向更高级别的国家代理人展示其文物价值,因此,遗传所研究员和赵家堡的巧遇看似偶然,实属必然。“三老”对赵家堡的考察构成了这种展示的最大效果,而权威专家的肯定在使赵家堡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资本的同时,也将其引入到了地方的话语营造之中。这种营造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文物保护的等级制度,因为如何在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攀升取决于如何“讲述故事”,如此一来,赵家堡人的王族历史便成为了故事讲述的重要素材。通过把王族历史改造为故事文本并将其与土堡建筑融为一体,赵家堡作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独特性在最大限度上被不断地加以强调,一个“宋城”的地方意象也因此被营造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文物保护的展示与表演特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而把赵家堡营造为“微缩汴京”正是为了增强这种展示与表演的吸引力,并因不同行为主体的介入而得到加强。这种话语营造和商业广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重要的不是货真价实与否,而是如何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因此,在上述关于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的相关论述中,有深谙此道者,有不解风情者,也有上当受骗者。
    与文物保护的话语营造相比,在旅游经济中,“宋城”的地方意象不仅具有广告的效用,而且成为了真正的消费品。和文物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样,旅游经济的产生也与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紧密相关 。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强化了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区分,从而使旅游成为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现代社会中造就了一种类似于朝圣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旅游文化反过来又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加以产业化,并构成了现代社会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当代中国的旅游文化同样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产物,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文人绅士怡情山水的文化传统,但旅游的产业化却使之更多地被现代社会的经济理性所左右。旅游产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宣传成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而旅游宣传的文化内容不仅来源于旅游地,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影响。旅游的产业化和政治化把旅游地的文化改造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麦克康奈尔(Dean MacCannell)所言的“舞台真实” ,游客实际上就是在商人与国家搭建的旅游“舞台”中进行消费的。这种生产和消费无疑会对旅游地造成各种影响,对于赵家堡来说,其突出的表现便是“宋城”意象的地方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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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原文发表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十八辑
【本文责编: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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