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堡以“宋城”的地方意象在旅游经济和文物保护话语中的重叠，并非是偶然的相遇，而是不同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历史后果。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最初发现，使赵家堡卷入到文物保护与学术研究的话语之中，通过把附会之说和历史记载糅进土堡建筑之中，一个“宋城”的地方意象被营造了出来。这种意象在旅游话语中成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并在游客的消费过程中不断再生产，“村导”对赵家堡的许多讲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者撰写的小册子。但是，文物保护和旅游经济营造出来的地方意象，与实际存在的赵家堡之间尚有不小的距离，而消弥这段距离的则是地方的“发现”之道。
在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话语中，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的观点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来源于对赵家堡的族谱和建筑以及相关附会之说的解读，但是，这种解读却存在很多错讹之处。很多人把“寻先王缔造故处，昔构犹存”当作主要论据，甚至由此引申出赵义曾游历两宋故都的判断。然而，细读“赵氏家谱”之后便知，这实际上是对家谱记载的一种误解。赵范在重修家谱时请温陵黄而炜主笔，后者在家谱中的“赵氏家范”后面写道：

愚读王所叙谱，寄慨兴亡之感，辄恫然有余悲。家范五十三条，计长久，贻燕翼，意念深矣。岂所谓颠沛必于是，当亡国播迁之余而创业垂统，俾为可继。孟氏所谓疆为善者，不过如此。予以邑岐之事当之，独惜积美胥宇无聿来伍家女也。噫！

在赵范所书的“漳浦赵氏重修家谱序”中，则有“归休乎林泉之下，寻先王缔造故处，昔构犹存，山川环郁，家范五十三条，无日不对族姓而申儆之”的记载。从中不难看出，“先王缔造故处”实际上是指赵若和在积美建造的居所，而非两宋故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隐居积美的赵若和可以私下里修撰家谱，但显然不可能建造都城风格的居所，因此，以“寻先王缔造故处，昔构犹存”来推论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就具体的建筑形制来说，虽然赵家堡建有两道围墙，但从“硕高筑堡记”和官府的批文来看，这主要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且所谓的“内城”也并不处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其中的完璧楼在命名上或许别有深意，但以三层土楼比之于大内皇宫，显然过于夸张。关于汴派桥、石塔和荷花池的诸种说法，则更明显地是一种附会，后者尤其如此。据我的主要报导人赵荣生与赵和斌以及很多村民回忆，外荷花池原来并不存在，而是一片农田，在民国之前曾经作为大庙的“和尚田”，这片农田在1990年代被挖做鱼塘后，才形成了如今所谓的外荷花池。封堵南门寓意皇族后裔不再南逃，同样是一种附会之说，因为在赵家堡人的习惯称呼中，地理方位中真正的南门被称作北门。
指出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建筑学研究者论述中的错讹之处，并不是要批评其工作和科研的态度，更不是要否认赵家堡具有文物保护和学术研究的价值，而是试图由此探寻赵家堡被营造为“宋城”的历史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从“有赵家堡的富，没有赵家堡的厝”的民间俗谚来看，赵家堡在当地人中的影响力仅限于其房屋建筑表现出来的家境富裕和社会地位。在1970年代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基层的文物保护工作者发现了赵家堡在建筑上体现出的文物价值，而在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赵家堡就被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之中。文物保护专家对赵家堡的肯定，再次确认了赵家堡在建筑上的文物价值。这种价值因为其居住者特殊的历史身份而更加引人注目，比如，作为“三老”之一的单士元在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考之历史，历代王朝灭亡后，改朝换代，尚未见有所谓灭国王族聚族而居传之数百载者，赵家堡实为罕见” 。但是，单士元并未把赵家堡的建筑与王族的历史相混淆，而是非常谨慎地提出：

赵家城的城墙安全坚固，城内有高楼，有居住区，有庭园河流，空间组合在建筑艺术上亦有特色，是一组可以写入中国建筑史中的建筑文物，又是研究南宋历史可资参考的遗迹之一。赵家城作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亦无不可。

尽管如此，“三老”留言中的“布局立意处处犹似汴京之旧”，却给人以十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成为各种附会之说的渊薮。这些附会之说被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建筑学研究者采纳之后，便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并在地方营造的不同话语中成为被策略性地加以运用的文化资本。就文物保护来说，其作为国家工程的巨大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保护对象如何攀升到更高的等级，取决于文物保护工作者对其文物价值的挖掘。在这个过程中，独特性成为至关重要的元素。赵家堡人特殊的历史身份，对于文物保护工作者而言，无疑构成了赵家堡无可比拟的优势。实际上，在赵家堡成为省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过程中，这个优势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砝码。距离赵家堡不到五里地的诒安堡，其整体建筑形式和赵家堡极为相似，但在保存的完好程度和堡内的民居布局上却远胜过赵家堡。在我和诒安堡的黄德烈等几位老人闲聊的时候，他们不无自豪又略带遗憾地说：

我们诒安堡在2001年就成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城墙和老房子比赵家堡的好多了。他们赵家堡有什么，城墙和老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要不是国家出钱给修，还不如现在呢。但是，他们的祖先当过皇帝，比我们的祖先更有名，所以在我们之后也成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旅游的也都到他们那里，很少到我们这里来。

虽然居住者的赵宋宗室后裔身份为赵家堡增色不少，并使其在文物保护的等级结构中步步高升，但二者之间只是在族属的意义上存在着一种关联关系，并不意味着赵家堡的建筑本身具有都城风格。然而，在一些文物保护工作者和建筑学研究者的论述中，“宋城”的地方意象却随着对独特性的不断强调而逐渐被营造出来。实际上，赵家堡仿照两宋故都而建的诸种说法很容易就会被推翻，即使是赵家堡的普通村民也对一些附会之说嗤之以鼻。但是，它们在并未被普遍认可的条件下，仍然在关于赵家堡的各种话语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与文物保护的政策及其与生俱来的展示和表演特性紧密相关。
文物保护的观念与实践源自西方社会，在边留久（Augustin Berque）看来，这种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在18世纪具备了现代意义的文物观念的历史演变，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存在与时间》中对Geschichtlichkeit转变为Historischkeit所作的本体论词义分析洞见到的从主体生活过的历史到客体观察到的历史的转变过程相符，而正是这种现代二元论的形成，使得对历史文物加以尊重的出现成为可能，并且由此产生了现代的文物保护政策。现代二元论造成了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之间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促使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滋生了一种无根、断裂和无地方性的经验感受，并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展而逐渐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文物保护成为“治疗”现代认同危机的灵丹妙药，无法挽回的逝去之感通过对文物的抢救和保护而得到了补偿。伴随着现代思想观念和社会模式的扩张，文物保护的观念与实践逐渐蔓延，并在世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种历史潮流。文物保护既有思想与社会的根源，又与现实政治紧密相关。民族国家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形成使文化多元主义成为国家政治的一种意识形态，文物保护也被改造为国家或族群认同的一种途径，并通过“文化遗产”的提出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遗产”的概念不仅继承了“文物”的观念基础，而且强化了权利的观念，通过打上“遗产”的标签并确认其权利归属，有形的与无形的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因此，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便获得了合法性，并在国家的推动下成为一种道德义务。不管是作为治疗现代忧郁的手段还是作为强化国家认同的途径，对文物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都需要展示与表演的大力配合，只有通过被保护对象的展示与表演，才能充分地发挥治疗忧郁和强化认同的效力，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博物馆化是其突出表现。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本来是缓解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危机与困境的一种体现，但其与生俱来的展示与表演特性，却又以颇为吊诡的方式造就了自身的产业化，并通过旅游观光业的兴盛反过来强化了其展示与表演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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