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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现代化时刻威胁着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学术界也普遍感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口头传统和语言不同程度地处于濒危境地，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濒危语言和口头传统抢救工作已经迫在眉睫。
记者：提及“口头传统”，通常会将其与“民间文学”、“口头文学”联系起来。请问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和差异?
朝戈金：“口头传统”这个术语最初迻译自英文，近年在中国学界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英文oral tradition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口头传统，指口语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则特指有悠久传承和较高艺术造诣的“语词艺术”(verbal art)，后者部分地对应我们常用的术语“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之所以在民间文学之外另起炉灶，开创口头传统学术领域，是因为民间文学的学科对象和学术理路，不足以涵盖这个新的学术方向——无论在研究对象谱型的丰富性方面，还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方面。
口头传统的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方向，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一个高潮。其后续发展较为深刻地影响到今天的国际人文学术格局。可以说，首先是在学术机构的圈子里由学院派人士倡导，随后进人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的有关文件里，“口头传统”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其地位也渐趋显赫：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大类，第一类就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口头传统与人类文明进程和遗产的重要关联，可见一斑。
记者：在人类的知识传承谱系中，对口头传统的关注乃至研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仅以西方而论，其传承也可谓波澜壮阔。请问在这一过程中，其方法论有怎样的变化?
朝戈金：前不久，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列维·朱姆沃尔特撰文谈论口头传统研究方法，纵向梳理了口头传统研究的学术史和关捩点。文章得到当今国际口头传统研究的领军人物约翰·弗里的激赏，说“这篇文章是对西方的口头传统研究历史所作的最出色的述评之一”。朱姆沃尔特总结说，在18、19世纪，当时的欧洲学者们开辟了口头传统起源问题的研究，所以说他们可以算作是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直系前辈。其中，影响深远的有德国的赫德尔和格林兄弟、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芬兰的伦洛特、挪威的阿斯比约森和穆尔等。他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围绕口头传统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兴起和得到发展的，等等。这种关于起源问题的兴致，乃是基于对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假设，即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经历了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的梯次升级过程。
此后，以囊括和梳理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的“A—T分类法”而闻名于世的芬兰人阿尔奈和美国人汤普森是20世纪芬兰的“历史—地理方法”的倡导者。与之相似的，还有推崇“地域—年代假设”方法的人类学者博厄斯。它们共同开启了被后人称作“机械的”方法论。他们都认定，一个故事从中心点向四周的流布.就像石子投人水中会漾起向周边扩散的波纹一样。一个故事的扩散范围越广阔，说明它的传承越古老，同理，应当在故事的传播中心点寻找故事的最初形态。这些论见不无道理，但缺陷明显，并逐渐丧失了影响力。不过，这种通过民间叙事来解析口头传统的方法，在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文化的方法论”被认为是为了校正“机械的”方法论弊端而发展起来的，其要旨是不仅将口头传统理解为材料系统，还认为其中熔铸了文化的意义，服务于社会成员的需要。该方法集中探讨的是所谓原初形态的文化(pre-contact culture)。博厄斯，尤其是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是该学派的推动者。后来，杜波依斯的口头传统模式化理论和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论见，都是这个方向的进一步演进，
对口头传统“文本模式”的研究，作为一种在方法论承续上与文学研究关系紧密的方向，有比较多的成果并不奇怪。承接北欧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强势传统，奥利克开始着手总结适用于所有样式的“法则”。他的“史诗的法则”，理论有长久的影响。普洛普及其“形态学”理论，将文本模式化的方法，又一次引人到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中。在20世纪中生命力长久不衰的，还有“帕里—洛德理论”(又叫做“口头程式理论”,Parry-Lord Theory, or Oral Formulaic Theory)，聚焦文本解析，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口头诗学领域，扩展到全球近200种语言的传统中。该学派的当今旗手弗里更是大力倡导跨传统的比较和对既往文明遗产“典律”(Canon)的辨析。与上述各学派有紧密关联的，还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学的理论、精神分析法、民族志诗学理论、“演述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关于“真确性”的探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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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201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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