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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为我国近邻，其国民对我国维吾尔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日本学术界对维吾尔族的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宗教信仰和文物古迹的研究也由来已久。笔者在此试就日本学术界对我国维吾尔历史文化、文献资料、文物古迹的收藏、研究和整理出版的历史与现状略作考察，作一简介。
一、大谷探险队在我国西域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也受到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影响，经历了新文化浪潮的冲击与“排佛毁释”的过程。因此，以“保护日本传统文化及大和民族精神”自称的日本佛教界对于探究佛教圣地、西域探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十九世纪末开始的所谓探险时代，欧美探险家们在西域的探险活动的巨大成功与轰动、埋藏在千年沙漠底下的佛教寺院和古城遗迹的发现也刺激了日本佛教界对西域探险的欲望。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了著名的“大谷光瑞三次西域（中亚）探险”事件。
1898年，日本西本原寺第二十一世寺主的儿子大谷光瑞结束在欧洲的学习、考察活动，于1902年组织了探险队到我国西域地区进行探险。同年八月，他从伦敦出发，经过俄罗斯统治下的中亚地区，越过帕米尔，到达印度。其队员中的渡边哲信和堀贤雄二人进入喀什和莎车后返回印度。大谷光瑞本人并未进入我国境内。1903年，正在印度组织探险活动的大谷光瑞接到远在日本的父亲去世的讣告，返回日本。
1908年，大谷光瑞派出了“第二次西域探险队”，由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组成。同年十月，他们到达乌鲁木齐，然后到吐鲁番、焉耆等地考古、发掘，最后到库尔勒，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兵分两路，桔氏走进沙漠到楼兰古遗迹，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到和田、莎车；而野村氏到库车，沿大沙漠北路，到阿克苏、巴楚等地探险、发掘。南北两路，过五个月之后，于1909年7月在喀什噶尔汇合。这次探险几乎涉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沙漠中的古代城堡、佛教寺庙遗迹，包括大量的佛经、壁画、塑像以及有关古代各种语言的写本，都“被装在柳条筐内运回日本”。
1910年，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三次探险”，由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领队。1911年初，他们来到吐鲁番、库车、喀什噶尔、和田等地考古、发掘、探险之后，于1911年12月沿着塔里木盆地南道，到达敦煌。用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在敦煌拿走了六百余件文献（佛教经卷）和古写本，返回乌鲁木齐。然后，又兵分两路由桔瑞超带着“装满文献、写本和经卷的箱子”的队伍由乌鲁木齐往东北，经西伯利亚回日本；而吉川小一郎留下来，返回吐鲁番、库车等地的佛教寺院遗迹和千佛洞里发掘、收集文物，最后又到喀什噶尔、和田等进行发掘，于1914年返回日本东京。到此，结束了历时四年的“第三次西域探险”活动。
对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来西域探险的目的、动机、发掘品的数量、内容和下落等，历来说法不一，对于他们的动机和活动，当时和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推测或猜疑，至今还是个谜。
二、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拿走了什么？
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以吐鲁番为中心）拿走的文物，目前分别收藏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韩国中央博物馆和我国旅顺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地。笔者在上述各博物馆查阅有关档案资料时，就目前能够看到的或登记、编目的文物、文献目录作了详细记录。因为本文只涉及其中的维吾尔文献（回鹘文）和在维吾尔地区（今新疆）出土、发掘的部分，其他内容则待另文介绍。
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971年3月出版了《东京国立博物馆图版目录、大谷探险队将来品篇》。在这部目录中详细登记、介绍了保存在日本的所有从西域拿走的文献、文物。
韩国中央博物馆于1989年出版了题为《中央亚细亚的美术》一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保存在该博物馆的大谷探险队从我国西域拿走的每件文献、文物和古代艺术品。
由于经济纠纷案而被迫辞去西本原寺寺主的大谷光瑞于1914年移居我国旅顺。他将部分西域文物随身携带到了这里，陈列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旅顺博物馆。1935年和37年分别出版《旅顺博物馆陈列品图录》和《旅顺博物馆陈列品解说》，介绍了该博物馆的文献、文物，自然也包括了西域、吐鲁番的部分。该博物馆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接管。1951年1月29日，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的有关协定，由我国正式管理。后一部分文献资料从该博物馆移到了北京图书馆。1991年，日本龙谷大学出版了由我国学者撰写的《中国所藏“大谷探险队收集品”概况》一文（请参见《龙谷大学西域研究会》月刊，1991年3月），介绍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的这部分，该文提到共有四百五十件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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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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