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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总论、史论逐步占有绝对优势，个性化学术探索慢慢趋向于瓦解和取缔。统计显示，看起来研究角度越来越小了，视点也越来越微观了，其实不然，角度的小和微观的程度，实际上只是申报者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申报者的小和微观背后如果没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总论或史论基础支持，让小的和微观的眼光自行其是，该课题也就因没有宏观眼光而不会获得立项。所以，背后那个庞大的基础性支持，不是别的，是“文化”和“身份”。径直说，这个“文化”和“身份”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一直探讨的所谓“中国经验”的“文化”和“中国经验”的“主体性”。这样，问题就明白了，不管选题定位在怎样的事物上，有了“中国经验”这个似乎不需论证的先在经验在，一些本可以在个性化道路上走出很远的研究，都得收编进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那个“中国经验”，这是总论、史论逐步占绝对优势的根本原因。文学在小的、微观之处可能有的差异性于是让位给了同一性。文学研究除了发掘一些飘飘忽忽的民族风俗，论证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文化惯例、生活方式，还会有什么呢？
再次，文学研究继续充当社会学研究、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边角料的角色进一步强化。本来“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视野的打开，其有益的一面已经有不少人论述过；“文化研究”对文学性研究不利、消解的一面也有不少学者早已提了出来。应该说，现如今的文学研究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或者怎样处理文化研究这个方法，不应该再是个问题了。但是仔细辨析这6年来的立项课题发现，相比较开始阶段，现如今文学的文化研究非但没有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进行必要的辩证处理，反而把开始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变成了现在的文学本体论。这就不得不在这里再说两句。之于文学批评、研究的批判性来说，诚如有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在纳入文学周边学科进行文学的“外部研究”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其保持检点、清理研究内容的一个有效价值支点，否则，广告、电子网络、高档娱乐城、电视节目、消费性报刊杂志等等，可以看做文学之所以产生的意识形态土壤就会失去必要的学术抵制，文学研究就马上变得芜杂而丧失汰除、遴选的基本功能；而对于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品质来说，在文化研究的大势所趋下，一些学者的确提出过“文化诗学”的概念。其用意在于，提倡文学研究者、批评者应该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质阅读和审美的诗意评判，并且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对文学作品仅仅进行文化的价值阅读和价值评判。可是，事实证明，不管是“单视角的切入模式”，还是“全文化视角的层次性批评”，所谓文学的文化研究，都只是在所选定的文化形态内把文学作品当做了充分但未必必要的证据来用，却并不是以异质文化的视角，打开传统研究无法照射到的文学性死角。结果可想而知，“文化诗学”仍然是缺席的维度，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这个本不该是主体的主体。
由“当代文学研究”所做的，自然会带出另一个问题，即当代文学研究者这个复数的主体在近些年都在干什么。
自由发表在文学理论批评刊物，或未获各种立项而出版的学术著述以外，需从两个方面看这个复数的主体。第一，各级评委需要这样的文学研究；第二，课题申报者只能投其所好如此申报并展开被规定的文学研究。第一个问题不好妄下断语，因为就我的视力所及，在公开的媒体信息中，目前还未看到究竟哪些专家、学者是课题的评判者。惟一可算是透露信息的报道中，我们读到的只是记者对被称为“课题负责人”的采访，惯例使然，最后一个问题往往是说，有些课题之所以落选，因为“问题意识还不强”，“研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虑”。至于什么样的问题意识需要加强，什么样的方法需要进一步认真考虑，只能留给读者去猜、去想象。如果我不揣冒昧也想象一下――其实不过是依照已立项课题推理一下，那个未曾揭秘的内容，依然是文学性研究，或正常人性讨论需要进一步打破的问题。套用乔纳森?卡勒的一句话说，不就是要把“文学是什么”的研究，变成“是什么使文学作品区别于非文学作品？是什么使文学区别于人类其他活动，或者其他娱乐？”不同在于，我们的实际操作恰好把区别文学作品与其他活动、其他娱乐的那个界限模糊了，研究或者说导向使文学作品变成了人类的其他活动和其他娱乐。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研究比重的不断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学对该族群生活习俗记载的研究压倒文学的对人类永恒感情书写的研究，就雄辩地佐证了这一点。
至于研究者主体，不用多费口舌，统计所显示的信息已表明，这些寄居在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大多数)吃文学饭的教授、学者，所教授的文学，或者所研究的文学，要么是一大堆关于文学的信息；要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改装后的“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或者反过来，是“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民族学文学”。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就是没有权威文学理论一再强调的“文学”。这方面，西部项目更是令人遐想万分，统计下来，总项目无疑在逐年增加，但“中国文学”却从来未超过4%，4%中真正正面的文学研究差不多也就是1%到2%左右(当然有极个别项目可能归到国家课题里去了)。这不能不让人追问，西部高校的文学院或中文系的文学研究处于何种状态呢？
文学对人的发现和文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
这里，不是要重点谈论文学人性论的话题。
之所以还要强调，是因为第一，自2005年翻译、出版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以来，国内学人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文学理论有无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伊格尔顿阐述文学理论、理论、后理论(没有文学理论)时，在实用主义和基要主义的较量中，他还是论述了“神圣自我”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没有理论，否则，就没有反省的人生(第212-213页)。伊氏的这一观点也在国内学界得到了回应，归纳一下，就是要重回文学理论惯例这个基本点，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失去学术独立性。那么，用谁来捍卫文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用什么来反省或者塑造人们情感世界、价值世界的丰富性？除了关注文学的人性书写情况，还有别的途径吗？第二，近30年来的文学研究、批评已经过重地染上了解构主义色彩，文学研究不再相信文学对人性的把握和表达；近20年来特别是新世纪头10年，在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元话语”被解构的基础上，道德伦理成了文学人性论烫手的山芋，人们宁愿文学信奉个体体验而不愿触碰人性中的“坚固的东西”，这也部分地导致文学研究变成文化书写，而不是通过个体体验、局部知识表达人类情感差异性的有效阵地。一定程度，研究的这个风向，不能说与近年来文学创作只有“人”、“文化”，没有“性格”无关。
然而，问题还得回来，课题范围所告知的重要一点，即想要奔向的那个差异性如果是因“中国经验”的入驻趋向于最终取消，文学研究或者“中国文学”又不会彻底取缔，如果没有更高一层面的人性论做价值基垫，大同小异的多学科怎样聚拢到文学性上来？在消费社会，在只有人而没有人性的文学作品中，发觉人性内容是学术的徒劳；甚至也一定会有人说，现在是多元化时代，固守文学的人性论就是文学的本质主义。更何况，国家社科课题即便有此误导，对于铺天盖地的文学研究者而言，绝不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真如此，那就只能是抬杠，我无话可说。但有一点大概有必要再一次提出来，就是某些圈内人一边反复争论文学未死，一边还不停地走在文学实际已死的理论轨道上，恐怕更接近于学术的“瞒和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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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报 2011-08-02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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