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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的“宗教取向”，指的是它们在信仰的层面上与正统宗教或意识形态是否兼容，兼容的空间有多大。由于唯一神信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所以在传统的一神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里，其他的一神教都受到排斥，被视为“异端”，更不要说多神的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宗教了，它们往往更受到排斥，有时还会以“迷信”的名义受到迫害，（如宗教裁判所对“女巫”的迫害）双方的关系经常处于互相排斥（或至少有一方排斥对方）的紧张状态中。（注：近代产生的巴哈伊教虽然坚持唯一神的信仰，但将世界上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看作这位唯一神的“显现”，有效地溶解了一神教与其他宗教的紧张关系。）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清洁派（Cathari）是个统称，指接受摩尼教影响而相信善恶二元论的各教派。这些教派在信仰上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正统信仰，而是吸收了摩尼教的许多观念和仪轨。（摩尼教3世纪末在中亚受迫害后沿着东西两个方向在民间传播）7世纪前后盛行于西亚地区，形成保罗派（Paulicians），9世纪时遭东罗马帝国女皇戴奥陶拉镇压，10世纪在东欧的保加利亚形成鲍格米勒派（Bogomili），11～12世纪盛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形成阿尔比派（Albigense）。这些教派的共同特点是强调要持守“清洁”，据说保罗派还要用清洁的神秘仪式以获救。该派多流行于下层群众中，具有比较鲜明的反对教权的倾向。阿尔比派认为有二个神——善神和恶神，善神造灵魂，恶神造肉身，肉身则束缚灵魂；认为基督不是上帝，而只是最优越有受造者，他的肉身并不具有实体；圣灵也是受造者，是众灵（包括天使和人的灵魂）；反对天主教会的仪式和组织，不承认教会的权力，谴责教会聚敛财富，斥教皇为魔鬼，号召打倒天主教会和隐修院。13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与法王组织十字军加以讨伐，经过20年的战争（1209～1229年），最终失败。清洁派作为民间教团，在取向上反对正统宗教（罗马天主教），而正统宗教也将其视为“异端”加以镇压。虽然教皇有时也借助世俗的力量，但王权和教权毕竟不是合一的，这种矛盾或冲突的性质主要是宗教性的。（当然少不了政治经济的元素）
在多神教为正统宗教的社会里，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宗教与正统宗教有着结构上的亲和性，多神信仰所具有的兼容性使双方不易发生直接的排斥，但宗教观念和宗教行为上的分歧也会对双方的关系产生影响，因而总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或者各安其位，有互补甚至相互转化（在地位上）；或者（大多情况下只是部分的）相互排斥甚至对立冲突。从时间上看，无论相容还是相斥，既可能是持久性的，也可能是阶段性的。在古代印度，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先后以婆罗门教、佛教和印度教为正统宗教，但这些宗教在性质上都是多神信仰的，因而它们和印度各邦的民间信仰有着很强的兼容性。印度教有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三大派别。它们不仅有宗教观念上的差异，而且分别吸收了不同地区的民间信仰，形成空间上的地区特色。与此同时，在各大派别内部还有诸多因信仰者阶层地位不同而形成的小派别，而且是社会层位越低，吸收的民间信仰因素也就越多。正统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多神信仰上虽然有着较强的兼容性，但并不是说，作为“大传统”的多神教与作为“小传统”的民间宗教之间就没有任何分歧、对立或冲突。道教虽然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民间信仰并由此生发出来的，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不仅保持了多神信仰的格局，还不断地将民间信仰中许多新产生的神灵信仰吸收到自己的万神殿中，但是道教在上升为正统宗教，成为“大传统”之组成部分的过程中，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扬弃过程。这中间，陆修静（406～477年）的三大“改造”功不可没：①整顿道教组织，规定每年“三会日”道民到治所“落死上生”，并严格实行道官升迁制度；②广收道经，甄别编整，集经戒、方药、符图等1228卷编成《三洞经书目录》，成为后世道藏体例；③制定斋戒科仪，主张斋醮用以清静身、口、心三业。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唯一神信仰和民间的多神信仰容易在宗教观念上区别开来，而道教在信仰上与民间信仰之间不那么泾渭分明，陆修静通过断绝血祭，在宗教行为和宗教仪式上将民间信仰与道教鲜明地区别开来。（注：参见卢国龙．道教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而宗教取向上的这种选择，则使道教走上了不同于其他民间宗教的发展道路。
民间信仰及民间宗教的“政治取向”，指的是它们在政治层面上与国家政权的逆顺态势：是顺从还是敌对？顺逆的程度有多大？国家政权总是按照统治集团所认可的意识形态影响整个社会，并在整体上控制着社会利益的分配。由于宗教涉及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的基本模式与价值准则，势必与国家政权发生这样那样的关联，这就形成所谓的政教关系。简单地说，民间信仰以及在民间信仰基础上形成的民间宗教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是正向的顺从关系，就是反向的对立关系。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双方并不一定是全部地顺从对方，或全部地反对对方：在这两极中间，有许多中间状态；在二者之间，不同层面的顺逆关系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组合（这一点有待深入研究并归纳出若干个“模式”）。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宗教在政治上的性质不是单向度的，不能简单地说它们“必然地”如何如何。事在人为，在于政教双方各朝什么方向、用什么招式发力。
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的“太平道”，虽然在时间上稍晚于张陵在巴蜀汉中创立的“五斗米道”，但在发展势头上猛于后者。据《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化天下。”仅仅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无不毕应。”随着势力的急剧扩张和天灾人祸造成的时局动荡，张角很快将太平道这个民间宗教变成准备夺取政权的军事组织：“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并预定在甲子年（184年）甲子日（3月5日）起义。口号为“苍天将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后因唐周告密，提前起义，起义军皆著黄巾为标帜，故称“黄巾军”。张角创立的太平道由一个宗教团体转变成一个有明确政治目的军事组织，这使它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朝廷上下也由“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转变为合力剿灭。张角组织的“黄巾起义”与东汉政权的矛盾是政治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与此相对照，张陵之孙张鲁乘乱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但在曹操大军压境时投降，放弃老巢迁移到关陇中原地区，虽在朝廷的监视之下，然而可以合法地向四方传道，使道脉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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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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