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来为民间信仰定位，那么它虽不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那么显赫，但若上溯其源，则往往追及太古。它的历史要比任何一种创生性宗教都更为长久。无论国家宗教还是世界宗教，本质上都是原生性宗教的“改革者”；而民间信仰，却是原生性宗教的“继承者”。在“万物有灵论”的作用下，原生性宗教中的自然崇拜比较发达，天地日月，山川河流，风雨雷电，皆有神灵。但是自“绝地天通”（注：《尚书·吕刑》记载说“皇帝”（颛顼）委派重、黎“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有观射父对此事件的解释。关于现代学者徐旭生、杨向奎、博德、陈来对此事件的解释，可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联书店，1996．20～27．）以来，原始的氏族—部落宗教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如天地日月崇拜等）适应社会结构的剧变（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演化成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归属上成为统治者们的专利品，在功能上成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精神工具）演变成民族—国家宗教；另一部分则滞留在民间，成为民众的信仰。三者在时序上形成一个“品”字形。在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中，所有的民族在被征服后，外来统治者的宗教信仰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而被征服者在接受新宗教的同时，有可能继续保留其原有的信仰。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宗教信仰大多演变成民间信仰。但在成为征服者的民族中，或者在通过联姻与征服并举而不断膨胀的民族中，宗教信仰在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时也逐渐分化，阶级分化与国家政权出现的结果，使官方的宗教仪式成为统治者的特权，（像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不同层位有不同的宗教特权）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下层民众的民间信仰。但是民间信仰的“民间”性质，是对照上层文化、主流宗教和某些宗教特权来把握的，不能以为民间信仰截然地专属于下层民众（特别是人生礼仪和治疗巫术等），而是属于社会的全体（官员在私生活的领域中也是个“民”），只不过由于社会等级不同，仪式的排场或说“规格”也有所不同。
二、民间信仰的“散”和“聚”
无论是由于外来民族的征服，还是在本民族的社会分化中由统治阶层采取“绝地天通”的政策，某些宗教特权的垄断，使一部分原生性宗教信仰及相关的宗教行为，随着占主导地位的氏族—部落宗教的分化演变为民间信仰，这就进入了可称之为“散”的路径。由于失去了原有的组织外壳，民间信仰虽然有时也依附于后来的家族组织和村社组织，但就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整体而言，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人们在有病时除了请中医“郎中”，有时也请巫婆神汉；在久旱不雨时，人们有时也要祭拜龙王。但是普通百姓既无权参加祭天地日月的大典，也不能祭五岳三川。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民间信仰进一步演变，其“宗教性”日益淡化，有些观念和行为慢慢地变成了民俗：人们依旧除夕守岁，但已多不知晓“年”原来是个可怕的精灵，更无从谈何恐惧；人们依旧五月初五包粽子，但已不是献给神灵，而是给自己或亲友享用。
如果我们将位居社会主导地位的宗教、民间信仰和民俗作为三个不同的层面，那么民间信仰在“散”的路径上似乎是一路走下去。但这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民间信仰的“散”，还表现为一种横向的不断出现的民间造神运动，这是和许多学者所主张的宗教由多神信仰向一神发展的“聚”的路向不同。除原有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外，民间造神的主要形式有二种：一种是犹希麦如（注：犹希麦如（Euhemerus，前340～前260年），希腊神话作家，以其《圣史》闻名。）的“人死封神论”，即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奉为神灵，代替原有的自然神灵，如屈原死后民间将他奉为江神，伍子胥死后民间将他奉为潮神。汉代以前的门神是春秋时齐国的一名勇士成庆（又叫成荆），汉代的门神成为一对，名叫神荼和郁垒，唐以后又以秦琼和尉迟恭取而代之。由此愈演愈多，《封神演义》中列举的雷神有22位，而《历代神仙通鉴》则说雷部有36面雷鼓，有36神司之。另一种是以讹传讹，当民间将伍子胥奉为潮神后，传来传去竟成了“五髭须”，在为其造神像时必五分其须。唐代诗人杜甫和陈子昂生前皆官拜“拾遗”（注：拾遗，官名，唐武则天时置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宋代改为左右正言。），他们死后即有人立祠纪念。然而到了宋代，乡间已不知杜拾遗为何人，于是杜甫就变成了“杜十姨”，陈子昂变成了“陈十姨”。更有荒唐者，温州有人将“五髭须”和“杜十姨”婚配成一庙，（注：《蓼花洲闲录》：“温州有土地杜十姨，无夫，五髭须相公无妇，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须，合为一庙。杜十姨为谁？杜拾遗也。五髭须为谁？伍子胥也。若少陵（杜甫）有灵，岂不对子胥笑曰：‘尔尚有相公之称，我乃为十姨，何雌我邪？’”）而在陕西地界，“杜十姨”竟成了10位妇人。（注：《陕西通志》：“西安府白水县拾遗庙因兵毁，乡人建祠，塑十妇像，呼为十姨，至金令陈炳掘得诗碑，乃杜甫庙也。遂毁像祀甫。今庙废。”）
民间信仰之“散”的路径形成横竖二条线的交叉。从纵向的角度说，民间信仰由原生性宗教演变而来，再变为民俗，在宗教的观念、情感、行为和组织四个要素方面，宗教性越来越少，越来越“俗”化（这个过程还不能等同于世俗化，因而我们不用“世俗化”这个概念）。从横向的角度看，新的造神运动中虽有许多荒唐的产物，但明显地沿着将原有的自然神灵人格化的道路继续推进，（将“杜十姨”化作10位妇人可以看作一种极端的表现）没有人格化的将其人格化，已经人格化的再来一次（如屈原和伍子胥）或多次（如门神）的英雄人物化或历史人物化。此外，这种人格化的造神运动的发展还反映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趋势。新出现的民间神灵许多是行业神，如戏班奉唐明皇为守护神，卖饼的店家多把汉宣帝（传说曾卖过饼）供于肆中，墨匠敬吕洞宾等。还有的是将一种行业的不同职能再人格化为不同的神灵。在广州有座著名的祈子神庙“金花庙”，其主神为金花夫人，附祀的有张仙、华陀、月老、花王、桃花女、斗姆等，可谓集天下生育之神于一堂，同时庙里还供奉着20位奶娘神像，其名号为保痘夫人、梳洗夫人、教食夫人……她们各有所司，实为奶娘的不同职能的人格化。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