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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神仙”到“社会”
这样一种研究的维度——— 将历史上社会的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视野：著名的“五通神”(亦正亦邪的捣蛋鬼)是如何随着经济事业的发展，被改造成财富之神的；同样，明清两代江南的城隍，又如何随着经济的蓬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当地新兴的集镇。与此同时，另一个事关“神明”的主题也涌现出来：沿海地区著名的“天后”妈祖，是如何从一个闽台地方性神灵，转变成一位享受国家级祭祀的神祗？国家扩张背景下，与其驱逐“淫祀”(混乱的祭祀)，不如授予这些“泥塑木雕”的精灵以权威的头衔，将信仰纳入国家有序的管理。
那么我们从这种关于信仰的研究中，得到的信息便不止于信仰方面。地方神灵的攫升，首先表明国家中心或边界的移动，使得原本位于阃外或边缘位置的地方信仰，发生了位置上的变化；其次神灵地位的上升，同样反映了国家对神灵身上负载的某些实际功能的重视。以天后为例，天后“林默娘”在功能上不及同样来自闽台的“陈靖姑”，后者与前者一样有着保靖水域的功能，但更侧重河道，同时还有保生安胎的技能；然而这些优势，反而削弱了陈靖姑在保护航海中的作用。随着10世纪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向南中国转移，海洋经济的兴起，林默娘“神性”之下的具体功能得以充分展现，在海洋运输和远洋贸易、明代郑和著名的远航以及清初施琅对台湾的海战中，天后具有的独特神性都发挥到极致，并获得极大尊崇。当然，这在该文作者的笔下，则表述为“神明的标准化”，而实际上，反映出来的还是时代的结构性变迁。
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获得了一些全新的视角，那些原先只简单依附于宗教史或地方史，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对象，反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打开了别样洞天。
剥开层垒的历史
历史中不起眼的细节，为我们折射出时代的变迁：福建灶神与地方社会中里社的变迁；“姑嫂坟”与女性地位的变化；洪桐大槐树与国族想象，成都的茶馆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这些主题都是以往所不见的，有些或者只能沦为民间文学研究的题目，然而这些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历史事实。
拿“洪桐大槐树”的传说来说，这个“历史悠久”的传说蕴含了“解手、背手、脚趾甲(复型)、人兽婚、燕王扫北、红虫、箭程划地界”等等丰富主题的传说，成为汉人移民故事北方类型中最著名的一个。人们提到这个传说，每每都会说起为何把“如厕”称为“解手”，还要饶有兴趣地观察自己的小脚趾甲是否分瓣，人们追溯自己的起源，无不自豪地宣称“山西洪桐大槐树底下”。然而，该文的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母题和变型的追溯，提出这一故事出现的轨迹，其实是晚到清末民初才开始出现的，原因是“逐步丧失可以同化一切异族优越感的中国有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对于那些地方精英来说，他们便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权力，对传统的资源加以改造，他们希望把大槐树从一个老家的或中原汉族的象征，改造成一个国族的象征”。而这个表面“悠久”的故事其实是相对晚近的创造，其背后反映的不是故事表达的久远年代，而是一种对清末时期现实状况的精神捍卫。
不仅故事与传说可以作为真实历史状况的隐喻表达，习俗背后同样也可以发现更深厚的文化脉络。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对华南地区女性“不落夫家”习俗的分析，便是从当下反思历史的代表。人们在相对晚近的时代开始关注珠三角地区的“自梳女”或“不落家”现象，来自士大夫或知识阶层的观点往往从伦理体系或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解释，这种观点甚至影响了民国以来的学者。然后经过萧凤霞的层层剥离，我们发现习俗背后是今天珠三角主流“汉”文化的肌理内部的地方文化特征，“抗婚问题的提出引起人们去问究竟谁曾经是珠江三角洲的本地居民？”
答案就在那里，但并非显而易见，不过我们可以从习俗中发现，深藏在“层垒结构”中的历史的“堆积层”，就是这样层层相积的文化过程，塑造了今天的中国社会。同时，这也帮助我们在当下的共时结构中，感受到历时性进程的积淀，而这或许可说是透过“小历史”审视、反思我们今天生活的一条捷径。
● 张经纬(人类学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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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1-06-13 11:19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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