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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在目的、性质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后者可以从虚处理，而前者却必须依照史实。根据中国史学传统所产生的“历史叙事”,并非如西方历史叙事学理论所言，史家可以出于自身的历史观、价值观或特定的动机、要求，采取一定的修辞“策略”,对史实进行“重构”或“阐释”;而是必须在充分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公正、客观、科学的考订、分析与论证，尽可能地“重现”与“还原”历史事实。孟子评价孔子作《春秋》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谓《春秋》叙述的是齐桓、晋文称霸之“事”,这些事实用文字记录下来则成为“史”,至于其中的“义”,则只有孔子本人才能准确、清晰地阐发出来。虽然孔子以其特有的“微言大义”来叙述历史，并根据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去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此对历史的发展进程做出阐释，并最终形成了为后世史家、文人所推崇、仿效的“春秋笔法”,但不可否认，他的叙述和阐释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凭空杜撰。因此，作为历史编撰中的一种表现手法或艺术技巧，“历史叙事”必须服从历史著作的著述宗旨和总体风格，而不能独立于历史事实之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史学研究需要怎样的“历史叙事”?
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我们应从史学理论的视角，明确“历史叙事”的概念内涵、研究范畴和学科归属，方可弥补“历史叙事”研究的诸多缺失，得到新的创获。
第一，应从中国传统史学典籍中汲取理论精华。自先秦以来流传的许多不同体例、体裁的历史著作，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古代诸多史学和文学典籍中对“叙事”理论的阐发，则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诚如杨义所言：“需要再回到我们文化的原本的地方，了解我们中国的作品中最精彩的东西是什么--要是不看到这个东西，就把我们的本可以贡献给世界的东方智慧给抹杀了。”
第二，适当借鉴西方叙事学、语言学、历史哲学的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丰富、拓展历史叙事的研究领域。如果说传统史学中的“叙事”,主要研究的是历史编撰、叙述、审美的原则、特色、技巧，那么当下我们所进行的“历史叙事”研究，不仅应对历史著作进行结构、意义、修辞等方面的分析，更应将历史著作的形成、传播、接受，史家叙述、阐释历史的动机、背景、行为，以及研究者所开展的“研究之研究”等等，一并纳入考察的范围。尤其应当借鉴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研究者，深入剖析历史著作之文学成就的做法，从文学、艺术、传媒等相关学科的叙事理论中汲取有益成分。
第三，应将“历史叙事”研究视为历史编纂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此才更符合其本质特征和体系范畴。陈其泰在《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英文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一词，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历史编纂学”即相当于我们现有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所包含的内容；而狭义的“历史编纂学”则包括史学思想、史料学、历史叙事学（或称历史文学）等分支学科。“站在21世纪的时代高度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丰富成果和思想智慧，是当前推进学术发展的迫切需要”.笔者对这一观点深为赞同。当前我们应立足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学科性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将古代史家、史著的叙事成就和传统叙事理论，作为历史编纂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和史学理论、思想的流变角度加以考察，为构建“中国历史编纂学”进行有益的尝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的历史叙事理论。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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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05月26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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