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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满族文学史上，《夜谭随录》是第一部全向度、多侧面刻画旗人生活的文学作品，其中明确涉及旗人题材占了全书1／5重。所牵涉内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见怪异，还有乾隆年间已经日趋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满人特有的风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满人渐习汉俗但仍保持的独特民族个性。
关键词：和邦额；夜谭随录；京旗；艺术手法
乾隆四十四年（1779），镶黄旗文人和邦额最知名的作品《夜谭随录》成稿，并于十年后初刊于济南。在这部文言志怪小说集中，和邦额不但用了相当的篇幅记述了各种奇情异景、异域风光，更因为对京旗生活和旗人性格的描画使作品具有了相当的魅力和价值。
成年以后的和邦额余生基本都定居北京。这个城市自从公元1420年起就开始被营造成皇城，见证了明王室在此二百年的兴衰成败，也眼见从关外奔踏而来的满族在此经营，生息繁衍。《夜谭随录》诞生的时候，满族的倾城进驻已经持续了135年。一百多年来，北京城在原有的恢弘大气中被慢慢注入了闲适和优雅的气息，勇武、好礼、侠义而又喜好风雅的旗人个性也被吸纳，形成北京城独特的文化性格。
《夜谭随录》中明确涉及旗人题材的包括：《红姑娘》、《阿凤》、《小手》、《伊五》、《某马甲》、《来存》、《永护军》、《锔人》、《红衣妇人》、《怪风》、《大眼睛》、《高参领》、《嵩杉篙》、《春秋楼》、《猫怪三则》、《异犬》、《那步军》、《佟犄角》、《谭九》、《额都司》、《纸钱》、《三官保》、《某领催》、《护军女》、《多前锋》、《堪舆》凡26篇，占了全书1／5重。所牵涉内容不但包括在京城生活的旗人所见怪异，还有乾隆年间已经日趋严重的旗人生计问题，满人特有的风俗和喜好、性格、市井文化，甚至满人渐入汉俗但仍保持的独特民族个性。
在《夜谭随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年间北京中下层社会比较真切的反映。在他笔下收罗了相当繁复的各行各业人物，单旗人中就有步军、护军、甲兵、笔贴式、仆人、婢女、领催、都司、中书舍人、侍卫、骁骑校、佐领、参领、前锋、统领、宗室王子，甚至还有萨满。其他人物则更为广泛：秀才、监子、富商、小贩、屠户、童仆、锻工、船工、幕僚、役卒、知县、县尹、私塾先生、僧道、巫士、花户、农民、市民、医生、汛兵、力夫、店主等等，俨然一幅丰富多彩的社会风情画。
其中与满族或者旗人生活相关最为密切的题材，是和邦额最为驾轻就熟的。《夜谭随录》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也是此类篇章。凡人遇狐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题材，在《夜谭随录》中则体现为旗人遇狐，文中此类故事比比皆是。和邦额将鬼狐写入旗人生活，或许并不是刻意所为，但正是他利用了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才把清代满族旗人带入整个中华大民族谈鬼说狐的大氛围。通过如此众多的旗人遇狐故事的讲述，满汉思想文化交融的痕迹也清晰可现。
《阿凤》是其中最为曲折生动的篇章之一：“某宗伯”所在的旗族家庭与阿凤所在的群狐之间的戏谑与争斗。“狐家”为了将美貌的阿凤送到此宗伯家为媳，使出了各种招数，而此家人开始只当作狐祟来规避，不以为然从而吃尽苦头。阿凤终于得以嫁入宗伯家，群狐竟依“旗俗不亲迎”，自奉阿凤上门“趋事舅姑”。故事结局的包袱也抖得出人意料：本来可以夫妇缱绻，生活美满，但在一夏日雷雨震天中，阿凤惊惶失措，托庇夫婿四郎得以避劫，“欣喜之色可掬”，继而“失所在，后不复来”。群狐费煞心机，原来只是为了让阿凤避此劫？是有情还是无情似当别论。本篇虽以《阿凤》为名，但这个美貌的小狐女俨然不是故事的主人公，和邦额关心的也不是阿凤与四郎究竟能否有情而成眷属，或者说阿凤只是故事的一个引子，而宗伯一家与群狐的交涉才是主体。这种着力于“面”的铺开，精于场景渲染的写作方式在满族小说中很常见。他们并不忌讳多个线索的齐头并进，也擅于描绘各种小人物的市井生活。为了集中地铺展世相，他们还往往采用“舞台化”布局，“使诸多生活形态汇聚于同一空间互为映衬”①。这种的世相铺排在中长篇小说中更为明显，出场人物众多，人物品种也更为繁杂，选材和细节不避琐碎，情节进行中有各种“过场戏”和“小穿插”。所以才会有“大观园”中的花枝招展，也会有“茶馆”中的人间万象和“小羊圈胡同”中的同堂四世。
再如《红姑娘》，它本是一狐，“化为女子，红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艳丽绝伦”。红姑娘出场时非常高调：居于京城的敌楼中，守城士兵常见，偶有轻薄言辞相挑，“即闻娇音曰：‘尔勿妄为也。’归辄头疼难忍，否则唇忽肿起如桃，必哀恳悔过，适乃已。以此群畏之，无敢戏言者。”红姑娘的出现亦为报恩，但她选择的不是单纯的以身相许或一掷千金。面对自己的恩人——此时已经年逾六十，且“一身贫病”的步军校——狐女所做的除拜为“义父”，解生活所需，更多的只是在老人值夜的时候，携酒而至，与其言谈饮乐。这老少之间的感情真挚而感人，可以称作志怪小说中写狐的突破。如“红姑娘”这样的“义狐”形象在《夜谭随录》中很是常见，可见和邦额对其的倾心与赞赏。
在这些篇章中，遇异的满人或者旗人往往只有寥寥数笔的描写，甚至只是简单提及其身份地位，或只能从其姓名来判断，但是已经可以隐约见到其独特的个性。旗人形象真正的粉墨登场是在诸如《高参领》、《三官保》、《某马甲》等篇章中。
高参领在镶白旗汉军，“以拳勇闻”，同时在香山教习的林某亦负盛名。高访林时因言语不合而起冲突，在周围人怂恿下二人比武相搏，良久未决胜负。后在众人规劝之下暂停，而林不发一言，掉头下山。众人疑虑林怒极负气，但高只是笑而不言。林在下山的路上，突然蹲身于地，“良久复行”。好事者前往窥探时发现“鲜血一掬，血中累累燃，不辨何物，于其地拨视，则牙齿八九枚”，原来适才交手时林已经中了高参领的拳，众人也才知道林不发一言，高只是笑的原因。高于是更加声名远震。如此十年后，高已经升至江宁协领。突然有一天在陪同将军阅马时，被冲入栅栏的马撞到，“正中口齿，落十数枚”。传说“马即林之后身”，不由让人欷歔。篇后和邦额的评论让人慨叹：“生以拳勇知名，乃死后犹作马以报，好名之累，亦綦重哉！”“好名”的林某，几乎可以看作旗人鲜活的性格标本。满族人“有里（讲‘礼’节）有面（好‘面’子）”的性格自古以来就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从白山黑水间带过来的争强好胜和不服输的精神特征到了中原以后被进一步张扬：政治上的高位置与经济上的贫困和文化上的富裕，三者之间形成的张力使得满族人更倾向于倔强地维持自己“自尊”和“面子”。这种自尊与自卑杂糅的敏感，让荣辱观成为满族人一生中最为看重的价值观。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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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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