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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口头叙事中还常常嵌有某些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帮助人类改善生存环境的情节与母题，这是满族民间叙事呈现出的又一生态特色。在满族三老人讲述的故事中，帮助人类的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多为北方区域生态中常见的花草树木，山区、林区的飞禽走兽，以及辽东地区特有的地下矿藏等。这些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与满族民众同处在一个食物链或生态链上，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满族民众不仅谙熟这些植物、动物的生长、生活习性，也与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些自然资源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满族民间叙事中，山水虫鸟、风花雪月，以及自然界其他美好的事物，往往都和故事中的人物连在一起，相映生辉，使得自然和人类变得同样美好而富有灵性。故事家常用这样的口吻进行讲述：
那荷包上绣的鸟能展翅飞，小鹿撒腿跑，花草能闻到香味，鱼虾能在水里游动。⑤
这里列举的这种对自然界景观的发现、对客观事物和人类感情的描述，在三老人的叙事中随处可见。在对自然界图景的色彩感应上，满族女性叙事者比男性敏感和独具慧眼，如女故事家李成明在其讲述的《笊篱姑姑》⑥中，绣花女接连换了六身衣服，六种色彩的裙子上佩戴着六种同样颜色的野花，色彩的丰富令人眼花缭乱，使人不能不感叹满族女性对大自然色彩的发现有多么丰富，她们对色彩的感觉捕捉得又是多么准确。
在满族民间叙事中，对于帮助人类的动物形象，叙事者常常将它们拟人化处理，叙述起来语气十分亲切。以李马氏讲述的一则狐故事《老板儿抓狐狸》为例，她是这样描述一个可爱的小狐精的：
有一个牛车伙，一边赶着一挂牛车一边卖呆，见一块高粱地里有个东西影影绰绰。细一看，是一个小媳妇，穿得花胡溜梢。只见那小媳妇巴掌一拍，嘴里说：“来来来”，一只野鸡“嘎嘎”一声就到了她跟前。她把野鸡抓住顺地一骨碌，滚了一身高粱叶子。那野鸡变成个小孩子，高粱叶变成了小棉被儿，把孩子一包，往怀里一抱，这天就快黑了。小媳妇扭达扭达出了高粱地，顺大道走下去了。
满族民众用纯朴的语言直率地抒发心声，常常即兴地将映入眼帘的自然物、自然现象引入叙事中。当然，讲述者首先是被大自然中的景物或事物所触动，引发出心中的其他联想与感受，由此才能把内在的这种感情贴切地外化为可感的形象。
还有一些叙事作品是以自然界中的动物或其他自然物来喻征人类社会的阶级关系，表现阶级社会的矛盾冲突与斗争；或者借自然界中的动物争斗、弱肉强食，来影射人类社会生活。在这类满族民间叙事中，吃人的动物、精怪主要为罴狐精、豺狼、老虎等，体现出因区域生态环境及动物分布特点不同而有别于南方区域的特点。这类故事在以象征的形式表达了社会民众在阶级较量与斗争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也间接地反映出满族民众对区域环境的生态认知及其生态思维，带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
三、满族民间叙事中的生态哲学意蕴
满族民间叙事生动而又形象地表达了满族民众对东北地域的天文、地理、气象、水文、生物及无生物等自然界万物生态、习性、变化的细致观察和生存体验，是满族民众在对自然征候的长期观察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隐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意蕴，在满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像所有其它符号形式一样，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予的实在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摹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⑦我们知道，此在与彼岸是哲学家思考的两大命题，也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两大主题。此在是世俗生活的抽象表达，是人们关注现实，关注存在的思考；彼岸是形而上的追求，意指人类的精神趋向，理想的归宿。满族民间叙事的文本意义可以界定为两大符码，一是对此在意义的关注，即对人类生存图式的展露；二是对彼岸世界的寻觅，即通过对人类的文化心理的揭示和展示，来寻求一种超越生命本体的精神寄托。
在满族民间叙事文本中，对此在意义的关注只是文本叙事的一个部分。满族民众对生活的关注是从现实的存在意义开始的。如果说满族民间叙事融入了满族民众对东北区域独特的生态观察和体验，体现了口头叙事文学的某种区域生态特色的话，那么，这也仅是文学作品表层特征的一部分。在满族叙事作品中，深蕴着满族民众在区域生境中生成的对自然界与人生的种种看法，渗透着他们的生态观念与人生哲学，这才是文学作品隐层的文化内涵，也是满族民间叙事文本意义指涉的“彼岸”。
身处关外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生产条件，满族民众在漫长而又艰难的生存抗争中，铸就了崇尚勇武、剽悍粗犷、豪爽不驯的性格。这种北方民族固有的蛮土意识、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以及淳朴、憨厚的心理气质都不可避免地浸染到他们的精神活动中。满族民间叙事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蕴含有一种关东区域的文化精神，具有一种独特的“关东”韵味。在这种文化韵味的背后，折现着满族民众在特有环境中形成的某些独特的生态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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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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