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周人不用日名的事实，在今大致为学者共识。王献唐先生曾指出：“殷人是以日为名的，周族则否。从来没有一件确知为周族祭器，上作祖甲、父乙等名，也没有一件确知为周族祭器或用器而上作族徽的。凡有族徽的祭器铭文，提到他的祖先，无一不是日名，这就够明显了。”（见所作《山东古国考·黄县器》，齐鲁书社，1983年，第79页）学者对此说的申论，可参王承祒《周代社会史试论》，载《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50—56页；张懋容《周人不用日名说》，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73—177页。黄铭崇先生因此将以十日命名的铭文所代表的人群（即所称“十日族群”），与不以十日命名的铭文所代表的人群（姑且称之为“伯仲叔季群”）区分开来，认为它们基本上是中国上古的两大集团，“不仅商代铭文中有日名者是‘商人’所作器，西周时代许多铭文受祭者具有日名者，其作器者亦为商人后裔”。（见所作《甲骨文、金文所见以十日命名者的继统“区别字”》，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4分，2005年12月，第627页）

（26）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及《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按：本文所引《史记》以下历代正史，皆为新编二十五史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

（27）按《史记·周本纪》：“古公（太王）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文王）。”这一记载似可反映太伯、虞仲二人与王季不同母。后人或说三人皆为太姜所生，不一定可靠，然季历为太姜所生无疑。

（28）这种依母系分宗的传统直到汉代仍有存留，如《史记·五宗世家》载：“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又，古时姐妹二人或多人同嫁于一夫的情况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所生的子女依母系仍只为一宗；反之，若兄弟二人或多人同娶一姓女子，她们所生的子女依母系也只为一宗。

（29）此处所谓同堂并祀，只是一种代表性的说法，其实只要是夫妻并祀，也可采用同庙不同堂、都宫别殿甚至单立女庙等形式，这些都无关乎古代曾以女性祖先的祭祀与男性祖先并重的实质。

（30）卫湜：《礼记集说》卷30，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8页。

（3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经韵楼原刻缩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3页。

（32）《李亚农史论集》，第252页。

（33）此为日本学者加藤常贤之说，参见李衡眉《先秦史论集》第331页。

（34）李衡眉：《先秦史论集》，第331—332页。

（35）李瑾：《华夏宗族中“昭穆”名称溯源——夏夷融合之人类学透视》，《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第78—82页。

（36）龙西江：《论汉藏民族的共同渊源——青藏高原古藏人“恰穆”与中原周人“昭穆”制度的关系》，《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第58—60页。

（37）请参拙作《上古社祭与〈诗经〉十五国风》，载《东方论坛》1997年第1期。

（38）唐兰先生的名文《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原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第115—167页），对“康宫”问题有极详细的讨论，同时亦多涉及“京宫”问题。他认为“京宫”（又称“京宗”、“宗宫”）是周王的祖庙，因最早建于京地而得名，并谓宗周、成周皆曾有“京宫”，此可成定论；但他推断“康宫”为康王庙，并谓康王之后昭王为昭、穆王为穆，二王庙号所示即昭穆之序，则学者多不能同意。因为按现存昭穆史料，只能推定昭王为穆、穆王为昭，康王以后的昭穆之序不应与前此太王以至成王的昭穆之序不相衔接。所以笔者怀疑“康宫”可能是周公经营洛邑之后新建的太庙，因建于成周的康地，故称“康宫”，与“京宫”之得名同例。康地之存在是没有疑问的，周初康叔即因初封于康地而得称，犹如管叔、蔡叔、霍叔、唐叔等名。《尚书·康诰》孔安国传：“康，畿内国名。”《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引宋忠曰：“康叔从康徙封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内之康不知所在也。”由康叔之封推测，其地当在洛邑城内或其附近；而其地之所以名康，以古时族、地同名之例推之，则很可能起于康氏家族之所居。康鼎铭文载周王于“康宫”命大臣康“尸司王家”，其人或即康氏首领，而所谓“尸司王家”当亦是指管理王室宗庙（商代甲骨文中已有以“家”字指称宗庙之例）。应侯见工钟铭文又载周王于成周“格于康”，此“康”字应是指“康宫”，而亦显示地名的特点。凡此之类都使人想到，“康宫”大概只是周王室太庙的一个总名及俗称，实由所在地名而来；而金文中所见“康宫”的地位之高，也只有周王室的太庙可以当之，而不能是某一王的庙。这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康宫”不是建于周公经营洛邑之时，而是建于康王即位初年（或康王即位后重建），故令方彝铭文以“京宫”、“康宫”、“周公宫”及“王（城）”并举，而望敦铭文又有“周康宫新宫”之辞。那样的话，周王室在成王以前，便有可能曾以成周“京宗”为太庙；及“康宫”建成，“京宗”遂改为远祖庙。

（39）《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引刘歆说。

（40）太王原属穆的说法，严格地讲，目前也还只是一种拟测，古籍并未明言太王原属穆。也许在太王之前，周人由三代本生关系而两分族群的萌芽早已存在，而周王朝建立以后，初以太王为太祖，正式的昭穆系统实自王季、文王始。

（41）叶时：《礼经会元》卷3下，四库全书本，第9页。

（42）顾炎武：《日知录》卷14《像设》上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660页。

（43）《后汉书·祭祀志下》注引袁山松书载蔡邕奏议：“汉承亡秦灭学之后，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帝即位，辄立一庙，不止于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毁。元皇帝时，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贡禹始建大议，请依典礼。”是知汉室宗庙初不行昭穆之制，至元帝时始欲行之。新近研究，可参王柏中《汉代庙制问题探讨》，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第21—26页。汉代如此，后来各代皇室庙制的变化亦大都有类似的情况。

（44）李衡眉：《先秦史论集》，第354—355页。

（45）李伯谦：《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7年第1期。

（46）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第5期；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2期，第171～187页，图表等参加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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