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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出版社的名字，但能在上述出版社的任何一家出版学术专著，即使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因为上述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同行评审机制，也即不管是谁的专著都要经过这样一个评审阶段：(1)提交专著的写作计划(proposal for a book)，一般来说4-6页，不包括参考文献，其中要说明几个方面的问题：1)为什么要写这本书，2)与已经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这本书有何创新和特色，3)潜在的读者对象和市场，4)字数及交稿的日期。有关的编辑人员经过与同事商量，若对该选题感兴趣，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2)提交已经写成的2-3个样章，由编辑送交两位同行专家评审。一般通过同行专家的评审后，有些出版社就会与作者签订意向性合同，但即使这样的合同也说明，“出版社有权在作者的书稿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终止本合同”，这就迫使作者不能有半点的马虎；(3)全书完成后交稿，并由编辑再次送给两位同行专家评审，这次若顺利通过，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出版合同。即使这样，作者还要从全书的格式和文字上作局部调整，对于非英语为母语的作者来说，还须经过以英语为母语的编辑人员的文字和编辑加工，直到完全符合出版要求才提交付梓。有时，一位作者辛辛苦苦地写完了自己的书稿，但却在第二次同行评审中出局，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如果你确信自己的著作有价值，也不妨换一家稍次一点的出版社重新评审，若通过评审照样能够出版，只是周期也许太长了，且影响力和销路也达不到著名出版社出版的效果。
因此，就我本人而言，我宁愿等上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也要把自己的专著交给著名出版社出版。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特殊情况，某个学术名人十分走红，出版社便约请他将自己正在撰写的书稿或已发表的论文编辑成集提交出版，但即使这样，也依然需要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只不过这些名人可以提供自己所信任的评审专家人选，因而可以顺利通过评审。但是我们都知道，能够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学术界脱颖而出成为知名学者的也十分不易，至少他们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已经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这类同行专家的评审，因此他们往往更加尊重自己的学术声誉，而不大可能把连自己也不满意的书稿交给出版社出版。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一部英文书稿的出版周期会短至二三年，长至三五年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为什么在英美大学，人文学科的评审专家更注重在权威出版机构出版的学术专著的原因所在。
读书报：有人说，人文社科领域在国外存在着西方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封杀的现象，您认为这种情况是否存在呢？
王宁：这种现象是肯定存在的，因为任何涉及艺术与人文类以及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学科，其科学性和客观性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标准，因而难免带有一些人为的因素。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奖往往会得到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公认，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诺贝尔经济学、文学和和平奖则常常引起较大争议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在承认国际评审的相对客观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不完备性和缺陷。我自己就曾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第二部英文专著《翻译现代性：全球化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视角研究》(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Legas， 2010)原计划由一家英美顶尖出版社出版，第一轮和第二轮评审都已通过，但该出版社一定要我交了全稿后才肯签合同。结果在最后终审时，一位敌视中国的汉学家以很不友好的口吻要我对全书作出重大修改，把已经发表过的章节一律抽掉，并带有挑战性地问道：“这么有名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一位中国学者的论文集呢？”当编辑把这封匿名评审报告转给我时，我立即感到已经不可能在该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了。于是我立即换了一家加拿大的出版社，匿名评审者碰巧是多伦多大学的一位比较文学教授，他很快就看完并主动提出担任客座编辑，随后并邀请国际权威刊物《符号学》的主编为我的书作序。大半年后，那家英美顶尖出版社的编辑得知我在该社出版的多家学术期刊担任编委，并在那些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而且第二个匿名评审意见还比较好，于是她致信我询问书稿的情况，并说我如果愿意作适当的修改，该社还是会考虑出版我的专著。我立即回信告诉她，该书即将在加拿大出版，但我很欣赏她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愿意将正在撰写的第三部专著交给他们出版。所以我认为，即使碰到意识形态封杀的情况，也不可能把一部书稿一棍子打死，只要确信自己的书稿有价值，换个出版社照样可以出版，只是出版周期会拉长。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有限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
读书报：自从教育部和学位办将SSCI和A&HCI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后，很多学校一窝蜂，认为凡是收录SSCI和A&HCI的都是优秀论文，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王宁：我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也许在实施中国人文社科国际化战略的初始阶段还行，因为毕竟所发表的论文是经过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至少水平不会太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应该看所发表论文的影响力和学术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冲击人文社会科学的顶尖期刊并试图跻身其中。所以，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对这两大数据库所收录的期刊进行再分类和再评价，我上面开列的重要权威期刊目录就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读书报：有人认为，中国的人文社科无法走向世界是因为外语不好，您认为呢？
王宁：确实，我经常听到有人抱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有限主要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造成的，但是我认为，这不能说完全是一个语言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出了目前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前沿话题；第二，我们能不能把它准确流畅地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表达出来，还是仅仅在部分层次上跟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当然最后才涉及到语言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汉语在全世界的普及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渐走向强势时，国际学术界也不得不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这时汉语的强势地位就会逐步显示出来。当然，我们自己如果不能用外语写作，就只能等待自己的著述被国外汉学家发现进而翻译成外文发表。由于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不同，不少中国学者的著述在学术规范上的缺陷，如引文的不规范，出处的模糊等，导致汉学家不愿花很多时间去翻译他们的著作。
读书报：对于搞传统学术研究的学者，是不是可以不强调用外文发表文章？
王宁：一般如此，但我倒有另一种看法，我曾在一篇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文章中指出，“在打通中学和西学方面，在将西学恰到好处地应用于解释中国的文化现象进而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同时代都少有人能与钱钟书相匹敌。我甚至有时想：假如钱钟书生前充分发挥他的英语写作专长，把他对西方学术同行的批判性见解直接诉诸批评性的文字，进而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肯定能引起一些理论争鸣，那样，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就会提前几十年。这样，我们的人文学术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至于被人认为患了"失语症"了。在这方面，应该是他的一个无法挽回的局限。”我想，一位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若能自己用英文著述并在国际出版机构发表，至少他无须等待别人去翻译他的著述。因为我确实看到，国内一些古典文学造诣很深的学者到国外访学时，不得不屈尊师从一些水平远不如他们的汉学家。我想这种现象应该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的人文学者至少应该掌握国际中国问题研究的话语权，而不应该听任汉学家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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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2月25日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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