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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
——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作者:李培林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3-15 | 点击数:22565
 

 

内容提要:本文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村落终结的艰难,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善,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建构村落城市化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
关键词:村落;城市化;制度变迁;理性选择

10年前,我曾翻译了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一本经典著作《农民的终结》,这个话题,对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似乎还非常遥远。孟德拉斯在书中指出,“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的上个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梦”,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注: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页。)。事实上,在中国一些较发达的地区,这个过程在1980年代就已开始了。当然,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种“巨变”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不过,在上述地区,这种“巨变”正在加速进行。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分的农民更加延迟和艰难,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迹。
 
一、问题的提出和方法、假设的交代
 
“城中村”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热门的话题,围绕着“城中村”,街谈巷议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近20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和城市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扩张,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未出现过。所以,“城中村”现象的产生,一定与中国的比较独特的因素相关联,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这种户籍制度是所有中国村落共有的,所以还应当有另外的特殊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则成为激发我们研究热情的一个“悬念”。
在调查之前,我们原来设想,所谓“城中村”,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大概就类似于北京的“浙江村”、“韩村河”那种村落,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市化了,只不过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氛淡一点而已。然而,当我们到作为华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市“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时,尽管事先已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是感到一种心灵的巨大震撼并惊讶地失语。因为现实呈现给我们的“城中村”,与我们心目中原来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距离:就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每个“城中村”就像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20多米的“水泥巨物”。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其基本的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但在土地和房租收益的刺激下,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注: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居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在连接着的非常雷同的7、8层高的建筑物中间,是由原来的宅基地间隔确定的宽约1.5-2米的街道,但在第2层楼以上,为了最大化地扩展住宅建筑面积,街道两旁的楼都伸展出来,几乎把露天的地方全部塞满,形成当地人戏称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村落中的大部分住宅,白天房间内要靠电灯照明,村里的街道也形同“地道”。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村里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狭窄幽暗的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商店、杂货店和服务网点,在村里居住的人除了村民之外,还有几万租房而居的外来打工者。
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像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发生在“城中村”里的种种故事,也遭到一些媒体和学者的简单非议。一位学者写道,“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极其混乱,外来人口膨胀,内面的出租屋成为黄赌毒的温床,‘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这些和现代城市的生态、整洁与舒适是大相径庭的”(注:马中柱:《改造“城中村”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需要》,《广东精神文明通讯》第87-88期专刊,2000年。)。还有一位记者评述道,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不用劳作,有村社的分红和出租屋的租金,足可以高枕无忧。……他们成为居住在城市里的特殊群体——出入城市公共场合,却没有得体的打扮和相应的气质,对宗族观念、对求神拜佛的尊崇弥漫了整个村落。城市在进化,村庄在消失,‘村’民在夹缝中裂变。老人在麻雀桌上消磨着他们的最后岁月,中年人在文化水平低下、被社会的先进产业淘汰的情况下,固守现状,任何一项有关‘城中村’新政策的出台,都会令其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担忧”(注:记者评述:《在城市的夹缝中裂变》,《南方都市报》2000年9月6日。)。
2000年9月6日,广州市召开“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确定在未来5年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在5年之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内“城中村”的改制和改造,在城市规划区内全面推行农民公寓建设,基本没有土地不以务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全部成建制地转为城镇居民,实行城市化管理(注:郑毅等:《广州改造“城中村”目标确定》,《南方都市报》2000年9月6日。)。然而,与这种乐观的规划形成对照的,是广州市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审慎和冷静:他认为,“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并不是3年、5年、10年可以改造好的”(注:市长专访:《按照规划量力而行改造城中村》,《南方都市报》200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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