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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式上看，这种分法确实较完满，似乎弥补了《幼官》、《四时》五行图式的缺陷，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完满是以打乱正常的时间系统为代价的，因而注定是行不通的。五行说虽然包含了一定的日常生活经验于其中，但它作为一种世界观，用虚设的联系来解释世界，把观察到的一切都塞进五行图式这个先验的框架中，本质上是一种非科学的臆造，因而可以任意拼凑涂改。而关于四时的学说则大不一样，它有坚实的生产生活基础和足够的客观根据，是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如实反映。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的观念由来已久，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不容随意改变，一旦原有的时间概念系统被打乱，人们将无所适从，给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混乱。《幼官》与《四时》的五行图式虽然于形式上难圆其说，但毕竟是以五行来适应四时，即“播五行于四时”，没有打乱正常的时间概念系统，人们尚可接受。而《五行》的图式为了追求形式上的严整，不惜打乱四时系统来迎合五行，实为削足适履之举，断难被人们接受。《五行》此举本来是为了避免四时与五行相配的麻烦，但又保留了四时的名称，篇中有“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之文，这既表明了作者的混乱，又表明了四时的概念难以从人们头脑中抹去。《五行》的尝试是失败的，故而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所不取［1］。然而失之东隅，却收之桑榆，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之举却成了后世一种神秘数术的滥觞［2］。
《轻重己》的作者将四季各分为二个等分，遂将一年分成了八个四十六日，其首日分别称为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冬至，按时发布政令。这实际上不过是在四季基础上的进一步划分而已，并没有什么新内容。而且这种更为细致的八分法反而带来了麻烦，使得五行说更难以与之搭配。虽然其中也有“天子东出其国”、“西出其国”、“服青而絻青”、“服黑絻黑”等五行名目，但最关键的中央土却连一点踪影也看不到。从这一角度看来，《轻重己》有可能是《管子》中最早配成的阴阳五行图式。
三、《管子》阴阳五行合流的历史背景
应该承认，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中国古代哲学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然而究竟是何人于何时出于何种动机或政治需要进行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创造呢？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其实“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宋叶适《习学记言》卷四五）。目前学术界多认为《管子》是战国稷下学宫时期的作品。对年代做了这样的确定，也就等于确定了作者，他们就是稷下学宫中的先生和学士。如顾颉刚先生认为《管子》“是一部稷下丛书”［1］，冯友兰先生认为是“稷下学宫的学报”［2］，此外还有一些与此大同小异的说法，如“稷下学士们的著作总集”“稷下先生论文集”等。但这些概括均过于笼统，不能令人满意。若《管子》果为“稷下先生的论文集”、“著作总集”等，则这些稷下先生中自然应包括司马迁列举的邹衍、慎到、田骈、尹文、接子等人。但事实上，这些著名的稷下先生们均有自己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皆有著录。刘向早于班固，他编定《管子》时，这些书均未亡佚，民间所献之“《管子》书”不会包含这些人的作品，刘向博览群书，也不大可能将这些人的作品编入《管子》。故而依托编辑《管子》者，必为佚名稷下学者。然而稷下学宫历时一个半世纪，最盛时先生与学士多达“数百千人”，究竟是其中哪一部分人于哪一段时间编集了《管子》，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他凭藉雄厚的国力，“厚招游学”，此举意在“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这一措施极大地促进了稷下学宫的发展，一时天下游学之士云集稷下。当时稷下学宫所聚集的学者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齐国本土之学者，如淳于髡、田骈、尹文等，一是异国游学之士，如宋钘、慎到、环渊等。这些异国学者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列国的学术与文化，他们在学宫中极为活跃，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他们在促进齐国与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丰富和繁荣齐文化的同时，必然对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强大冲击的压力下，许多齐国本土的学者不甘于这种喧宾夺主的局面，于是，如何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挑战，弘扬齐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使其始终保持齐学特色，同外来学者们争夺在稷下学宫中的主导地位，便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在齐国本土的学者中，除个别自成一派的著名人物如田骈、尹文等之外，大部分都是佚名学者。他们没有田骈、尹文等人那样大的名气、地位和影响，他们需要一面精神上的旗帜，来号召和团结那些以继承和弘扬本土思想文化为职志的齐人。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英雄管仲，共同创作了《管子》一书。他们一面收集、追记和整理管仲的遗说佚闻，一面又依托管仲之名并结合当时的现实来阐发他们自己的学术思想。他们的学术思想各有所主，各有所长，由此形成了《管子》书中的不同家派。他们难免要接受来自异国的各种学术思想的影响，《管子》书中的阴阳五行家言便从一个特定的方面记录了这一列国学术文化大汇合的历史进程。
时下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管子》书中《幼官》、《四时》等阴阳五行家言的篇章是邹衍的遗文［1］。其实与此正相反，这几篇作品先于邹衍，应是邹衍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邹衍居稷下迟在齐襄王、王建时期，近人早已辨明。使邹衍显名于诸侯的五德终始说及其理论基础五行相胜之序以及大九洲说，都不见于《管子》而见于《吕氏春秋》，这表明《管子》当成书于战国中期。再者，邹衍活动的战国晚期，稷下学宫已成苟延之势，很难想象具有宏大气势和蓬勃气象的《幼官》等篇是稷下学宫这一时期的作品。《幼官》等篇的创作，当在齐国国势正强和稷下学宫昌盛之时。史载，齐威王时齐已“最强于诸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战国策·齐策一》），遂萌发“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欲”（《孟子·梁惠王上》）。至湣王，乃“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盐铁论·论儒》）齐为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国，遂开始酝酿帝制运动，曾一度与秦并称“东帝”和“西帝”。为适应这一政治需要，稷下先生们自然要纷纷行动起来，为齐国称帝制造舆论，进行筹划准备。而最热衷于此的，理应是推崇管仲、念念不忘桓管霸业的齐地土著一派稷下先生。他们在前此的理论准备的基础上，将阴阳学说同五行学说融为一体，挖空心思地为齐王称帝设计了种种方案。根据帝制的需要，对“圣王”、“天子”在不同季节的政令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服饰、饮食、起居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定，以求与阴阳的运行和五行体系相配合。这些设计，就记录在《幼官》等一组文章中。这样的作品，决非是坐以待毙的齐王建时期的稷下后学们所能造作出来的。而在稷下学宫创立的初期，齐国还远不够强大，亦无造作这一套理论的客观动因。据此推断，这组文章应是宣、湣时期对齐国的帝制运动最为热衷的一批佚名的齐人稷下学者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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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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