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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教令的思想最初与先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对自然规律的朴素认识有关，但其上升到天人关系的理论形态并与社会政治发生联系，则有赖于阴阳思想的发展。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的流行是非常自然且容易的，因而阴阳与时令的结合是水到渠成的，四时教令的思想几乎可以说就是阴阳说的全部内容。五行说要与阴阳说合流，选择时令作为结合点是最简捷也是最有效的，因而五行与时令如何结合，便成了合流的关键环节。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五行与阴阳的合流就是一句空话。反过来说，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就意味着合流的实现。《幼官》在五行与时令的结合上做了最初的尝试。
《幼官》选择了五方作为五行与时令结合的突破口。在五行所配当的五花八门的项目中，东南中西北五方是一个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项目，它在五行体系中具有基础的地位。没有五方，五行体系就无法架构分布，就形不成图式。因而五行与时令结合的关键，是解决五方与时令的搭配问题，《幼官》从方位下手，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幼官》全篇分为十段，各段之间用“此居图方中”、“此居图东方方外”等夹注隔开，可见全篇文字原本是按方位分布为图形状的。作者将春季分配于东方，称为“八举时节”；将夏季分配于南方，称为“七举时节”；将秋季分配于西方，称为“九和时节”；将冬季分配于北方，称之为“六行时节”。每一“时节”均配以相应的五行条目：
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
七举时节，君服赤色，味苦味，听羽声，治阳气，用七数，饮于赤后之井，以毛兽之火爨。
九和时节，君服白色，味辛味，听商声，治湿气，用九数，饮于白后之井，以介兽之火爨。
六行时节，君服黑色，味咸味，听徵声，治阴气，用六数，饮于黑后之井，以鳞兽之火爨。
这样的安排看似很严整，但是最要害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在一年的季节中没有给相当于土德的“中”留下位置——尽管居于“幼官图”中央的关于“五和时节”的各项记事被安排在篇首。这个“五和时节”既然称为“时节”，其日数却又为零，没有在一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1］，那它就只能是有名无实的虚设了。虽为虚设，却又不能不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四时》沿袭《幼官》的思路，并试图对《幼官》的图式做些修补以圆其说。其图式为：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其事……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其事……
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
西文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其事……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其事……
《四时》将“中央土”安排在南方与西方之间即夏季与秋季之间的位置，这样，《四时》的五行相生序列就一目了然了，其五行图式也比《幼官》更直观和顺理成章。在《幼官》中，“五和时节”同其他时节的关系因无法交待而回避了，《四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放弃了“五和时节”的提法，而用“土德”称之：“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其德和平用均，中正无私，实辅四时”。这样，土德的作用就是辅助、协调四时的运作。五德中土德居中，故对其余四德似乎又有统领的作用。然而，中央土虽被说成是具有这样的重要作用，但毕竟也没有改变在一年的时间序列中不占天数这一事实［1］，故而仍然是为了凑数的虚设。事实上，如果不打乱一年分为四季的时间单位体系，要想使五行方位与四时节令配合，就不得不非常勉强地在四季中间插入这个虚设的中央土，否则就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式。后来的邹衍杜撰了与四时并列的“季夏”这一概念。到了《吕氏春秋》，“季夏”成了夏季第三个月的名称，在原来的“季夏”的位置上又恢复了“中央土”的提法，这种做法当是直接取自《管子·四时》。然而无论是邹衍的“季夏”还是《吕氏春季》的“中央土”，都与《管子》的“五和时节”和“中央曰土”一样，从字面上看虽与其他四季并列，实际上也都没有在一年中占据确定位置，也就是说，都未曾打破正常的四季各领三月的时间单位系统，因而仍然是虚设。
《五行》篇的思路与《幼官》、《四时》大不相同。也许是看到了《幼官》、《四时》的症结所在，它放弃了这种“播五行于四时”（《礼记·礼运》）的方法，采取了另一种处理方式，在四时上做文章，试图避免前者遇到的麻烦。作者用五行等分一岁之日，从四时的每一时里扣下若干天留给中央土，这样就将一年分成五个七十二日，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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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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