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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本文提出并论证了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合流于《管子》的观点。作者认为《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一组文章是较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它们各自配成了不同的阴阳五行图式，标志着阴阳与五行合流的实现。这一合流并不是一举完成的，在《管子》的其他篇章中，可以考见阴阳与五行由分离到并行再到试探着逐步结合的具体历程，反映了阴阳五行合流的不同阶段。本文还分析了阴阳五行合流于《管子》的政治背景，《管子》一书的创作年代、作者和创作动机等。
《管子》书中有两组文章最具独创性，一组是以精气理论著称的《心术》上下、《内业》、《白心》四篇，另一组以《幼官》［1］、《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为代表，其中有丰富的阴阳五行思想。学术界对《心术》等四篇的研究历来比较重视，而对《幼官》等四篇的研究相比之下却显得较为冷落，不仅专门的论文寥寥无几，即便涉及于此的亦不多见。本文认为，《幼官》等篇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框架的阴阳五行模式就是在这几篇中定型的。
一、《管子》中阴阳五行思想的发展轨迹
阴阳与五行本属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在彼此独立的状态下，各自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最终才走到了一起［2］。阴阳与五行的合流是由《管子》实现的。
阴阳观念在春秋时期还只是在自然观的范围内被使用，到了战国时代才被引入社会领域。在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中，阴阳学说有了重要的进展，提出了以“敬授民时”和“阴阳刑德”为基本内容的四时教令思想。但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黄帝四经》中却没有出现五行思想。这种阴阳与五行分离的情况在当时及更早的典籍中是普遍的。《黄帝四经》大约成书于战国早中期之际［1］，可见此时阴阳与五行仍各有分畛，尚无合流的迹象。而在《管子》书的《幼官》等一组文章中，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些融阴阳与五行为一体，以阴阳说为精神实质、以五行说为表现形式的完整的世界图式——尽管这些图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幼官》等篇的阴阳五行图式标志着阴阳说与五行说的合流。然而这一合流并不是一举完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探索、尝试、由分离到并存再到合流的过程，这个过程在《管子》书中可以清楚地考见。
在《管子》中，《幼官》等篇是较为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此外还有许多篇章也不同程度地渗透着阴阳五行的思想。这些篇章可以分为两组：《乘马》、《势》、《侈靡》、《形势解》、《水地》、《地员》等篇为一组，《宙合》、《七臣七主》、《揆度》、《禁藏》等篇为另一组。它们同《幼官》等四篇分别代表着阴阳与五行合流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些不同的阶段又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证实古人关于《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的论断。
在《乘马》等篇的一组文章中，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类型是基本上保持了《黄帝四经》的特点，只见阴阳不见五行。如《乘马》将春夏秋冬以及日夜的转换交替都看成是“阴阳之推移”和“阴阳之化”，要求人们无条件地服从，不得有所损益。《势》提出“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赢赢缩缩，因而为当”，主张静作得时，因循阴阳的赢缩变化。《侈靡》要求君主通晓阴阳二气的赢缩变化之理，“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虚、满”是指阴阳二气赢缩变化的两个临界点，虚是赢益的肇始，满是减损的开端。“日至”即冬至和夏至两日，此二日正是阴阳二气“虚、满之所在”：冬至日阴气降到极致，阳气始上，政令应渐趋温和；夏至日阳气发展到顶端，阴气始下，政令宜渐趋严急。这正是《管子》书的“务时而寄政”的思想。《形势解》阐述了阴阳二气在一年四季中的变化规律：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这一规律又是人主确定赏赐与刑罚的根据：“故春夏生长，秋冬收藏，四时之节也，赏赐刑罚，主之节也。四时未尝不生杀也，主未尝不赏罚也。”此即《管子》上承《黄帝四经》又大加发挥的阴阳刑德思想。这些篇章虽将四时教令的阴阳思想发展得更为细致与完善，但尚未与五行说接轨。
《水地》和《地员》则是另一种类型，只见五行而不见阴阳。《水地》极言水德，以水为“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在论证水的这种作用时，运用了“五色”、“五味”、“五量”、“五藏（五脏）”、“五内”等五行条目。《地员》是一篇浸透了五行精神的文字，以五行说为指导方法，对各种土壤及其所生长的物类进行了分类。以赤垆土为例，我们即可感受到其中浓烈的五行说的气息，其文曰：“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地员》篇在运用了“五色”、“五味”、“五音”、“五臭”等五行条目时，也两次出现了“阴”、“阳”的字眼。但这里的“阴”、“阳”仅指出之背阴与向阳：“其阴其阳，尽宜桐柞，莫不秀长”，“其阴则生之楂藜，其阳安树之五麻”，而与阴阳学说无涉。
而在《宙合》等篇的一组文章中，则出现了关键的变化。它们在阐发阴阳思想的同时，开始容纳五行思想，令五行思想与阴阳思想并行，甚至试探着将二者结合起来。
《宙合》曰：“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强调圣人的出处行宜“必因于时”。文中同时又出现了“左操五音，右执五味”的字样，而“五音”和“五味”都是五行学说的重要条目。《七臣七主》则根据阴阳的变化规定了四时禁令：“春无杀伐”，“夏无遏水”，“秋无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认为四时之政不禁便会导致“阴阳不和”、“逆气下生”而造成自然灾害。同《宙合》一样，《七臣七主》中也出现了“目伸五色，耳常五声”的五行条目，但亦未同阴阳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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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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