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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追述中国道观的实地调查时，一般以1931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下同)文学部教授小柳司气太(1870-1940)的北京白云观调查为开风气之先。[1]1939年，时已入佛教僧籍的吉冈义丰(1916-1979)获得日本外务省中国留学资助，开始以白云观为中心的寺观实地调查，1941年在北京出版的调查报告《道教的实态》和1945年《白云观的道教》由于政治原因较少被关注，但吉冈义丰在战后出版的多部著作中，多次叙述他在白云观的宗教体验。[2]1942年，东京大学毕业生洼德忠受外务省东方文化学院的派遣来到北京调查道观，回国之后也发表了白云观的调查报告。[3]由于种种原因，1950年代-1980年代之间，海外道教研究学人只能从上述三种实地调查报告中去了解20世纪的中国道观，由此可以说，北京白云观是海外学界了解中国道教的“知识出发点”。
近来笔者在这三位日本学者从事研究的机构——战前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即今天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4]进行访学研究，发现两种尚未被关注的中国道教实地调查：一是1920年-1923年之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常盘大定(1870-1945)的中国道教史迹调查成果；二是早稻田大学讲师福井康顺(1898-1991)在结束北京两年留学生活之后，1933年8月提交给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中国寺观现状报告[5]。这其中以常盘大定对北京白云观的实地调查，年代最早，影响亦最为深远。他在1920年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北京白云观和全真道教的长篇专文，可谓日本学界介绍中国道观的第一人。1921年出版的《古贤的踪迹》[6]和1923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7]两本中国调查报告书中，均有相当篇幅记述北京白云观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全真道观。可能是由于常盘大定本人以佛教研究而著名，且对于道观的描述也夹杂于庞杂的佛教史迹报告之中，令以往学者较少留意到其中珍贵的1920年代中国道观实态报告。
洼德忠先生在1980年代回忆常盘大定说：“1934年我考上东京大学，不久有一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我。这本书就是常盘大定博士的大作《中国佛教与儒教道教之关系》[8]。今天回想起来, 正是这本书为我奠定了以后的研究方向。后来成为知交的、已故大正大学教授吉冈义丰, 当时也是常盘博士指导的学生。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 我是在1934年末有幸拜读到常盘博士的大作的。后来我打算以书中一章为基础, 撰写毕业论文。”[9]1939年6月，常盘大定指导的吉冈义丰在其推荐下，以研究计划《道佛二教融合的情况》获得日本外务省资助，开始北京寺观的实地调查。[10]可以说，吉冈义丰与洼德忠这两位日本道教研究领袖走上道教学术之路，皆与常盘大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将以常盘大定的北京白云观调查报告为中心，以补学界对于战前日本道教研究史的一些认知。[11]
一、两年三访北京白云观
1908年，文学博士常盘大定开始担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佛教哲学讲座的专任讲师，1926年升任讲座教授，直至1931年退休。在长达24年的佛教哲学教学与研究之中，常盘大定一直将中国佛教作为研究课题，尤其是1918年在东京大学开设中国佛教史的科目之后，他痛感从未踏足中国令其屡屡无法“读破”原典，遂在大正九年(1920)，决定对于文献所见的中国佛教史一一亲自踏查。
虽然常盘大定的中国之行首先是对中国佛教史进行实地调查，但是他也了解研究中国佛教无法绕行道教的道理，坦承“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道教。”[12]在踏上中土之前，常盘大定着重阅读了历史上几次佛道交流与论辩事件的文献，还特地到收藏着明代道藏的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借阅几册相关的道藏原典。[13]
1920年10月1日，常盘大定抵达奉天(即今沈阳)，这次中国之行为期103天，行程主要经历奉天、北京、山西、湖北、湖南、江西、杭州。10月2日抵达奉天的第二天，常盘大定便到市内的延寿寺、全真道观太清宫游览；10月7日到达北京，9日在武内义雄(1886-1966)[14]向导下访问北京白云观，从山西返回北京后，10月19日随神谷衡平[15]再访北京白云观。[16]
此前日本学人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等学者文人，已经来到中国进行修学旅行，也将中国文化古迹的现状一一介绍回国。[17]但是对于日本知识界来说，中国的宗教胜迹仍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因此在常盘氏踏上中国旅行之前，日本三大报纸之一的东京《朝日新闻》闻讯前来，邀请他将旅行见闻实时传回日本。常盘氏欣然接受约稿，考察途中，每到一地，往往彻夜通宵地将日间所见疾笔写就，即时发回东京。从1920年10月4日開始，“帝大讲师常盘大定”便固定地在《朝日新闻》的通信专栏“古贤的踪迹”上面敘述他的中国宗教史迹见闻。截至1921年1月9日，此专栏一共发表了13篇中国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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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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