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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一种本质主义的秩序——一种将大众的知识和文化视为一个固化同一的认识论体系的秩序。这种知识被转化成为国家的遗产，并为文化上的区隔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遗产”不仅意味着对内的“一体化的政治”，还意味着对外有意识地实行分离的政治：以欧洲的和全球性的方式，将“我们”与“他们”、“我们自己的”与“异己的”相区隔。由于认同的政治从来不会在缺少对立面、“他者”、一个对应敌人的情形下起作用，因此在自19世纪直至1945年的漫长时期里，德国和法国互相视对方为眼中钉。
不过，下面我要说到，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文化遗产”的概念不可避免地使民俗学和民族科学成为“文化的创造者”，因为它们主动为建构集体形象和身份认同做出贡献。部分地作为科学的创造者、部分地作为民族的萨满，它们参与到了大众叙事的传承行列中。这些叙事讲述着民族的血统和文化的谱系——那就意味着：它们讲述的是现代欧洲两个根本性的对于社会秩序的想象。因此，民俗学家和民族学家一直仔细监守着“民族遗产”和“欧洲文明”的核心思想：也只有他们，能够为之赋予科学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和文化只有被持续不断地赋予本真性和传统，才是有价值的。
这个故事还有更深层的意涵：本真性的原则在启蒙时代已经被神奇地夸大了。从起源上讲，“本真性”完全是关于个体的自我实现。自从17世纪以来，“实物的本真性”的概念被用于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做出清晰的类别界定，往往关涉欧洲“古物的遗产”，以及希腊、罗马的作家和哲学家。到了19世纪，民俗学家采用了这种“文化的想象”。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他们发展了关于原产地和著作权的观念，意在支持文化上的“人民的遗产”。通过将本真性的概念普遍化，他们将工作集中在文化中的“大众的”部分——是的，他们使之“缙绅化”(gentrified)为大众文化。因此，“本真性”在一个新的“世界文化体系”中发展成为一个明确的范畴，并进而获得了持久的影响力。因为，一方面，目前各种各样的大众化实践开始与“本真性”相连，例如档案馆和博物馆里的搜集方式、作为集体记忆范式并通过书本和纪念物而流传的形式等。另一方面，“本真性”概念中包含了广为大众所接受的意象和思想形式——比如有关民族的遗产与对族群的忠诚、人民的精神与共同体、象征与仪式的观念等等。因此，从将文化认同加以想象并且“本真化”的方面来讲，民俗学和民族学都关乎对欧洲现代性的肖像和知识进行强有力的编程。这些程序中都包含着四项明确的政治任务：致力于精神的集体化、社会的一体化、民族的一体化政策以及殖民地国家对自身利益的文化理解。为达到这些目的，他们运用了将民族学知识予以体制化、博物馆化和大众化的新策略。
因此，从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直到20世纪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在民俗学/民族学与政治之间，一直存在着长期的、紧密的“共谋”关系。在这些时期，民俗学知识几乎在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方式上声称对遗产、传统和国家保有“公共所有权”(public authorship)。由于民俗学/民族学需要这种本真性的想象来赋予其文化权威以力量，因此它根本不是无私的(altruistic)。这一“民族学的权威”至少自1980年代的“文化转折”以来已经被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从那以后，我们已摒弃了将“国家的”和“部落的”文化或遗产视为均质的观念。
不过，作为民族学思想中的指导性原则，“遗产”和“本真性”概念并未消失。原有的观念朝着“欧洲的”或者“多元文化的遗产”的观念而转变，它们导致了新的、常常是跨国主义的文化视野，这一变化至关重要。但是问题只是转移了而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在今天的民族学里，尽管它将自身界定为“文化批评”，但是其中依然存在强烈而明显的“本真化”倾向：民族国家不再是唯一的话题，部分或完全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民族”和“自治区域”。成为今天的时髦话题的不再是“高级文明”，而是“另类文化”——不是古代的丧葬仪式，而是后现代的饮食文化!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民族学”门类中最常见的条目仍然是“民俗主义”———共2900万次!英国的一家市场研究公司“Rich Harvest”在“民族学——亲历和理解”这样的标题下，可以给人提供专利注册的文化票券(culture check)。在几个基本的信息数据基础上，他们可以精确地确认顾客的“族群环境”作为其民族性的票券(ethno-check)，这可是经过科学推算的!
因此，欧洲的情况显得尤其矛盾：一方面，有关爱尔兰特性、德意志特性以及波兰特性的观念仍然是欧洲一体化政策的最好实践典范。欧盟项目愿意为这样的民族民俗提供资金。此外，民族学的研究也为这些“大众艺术”的语言或艺术上的起源提供证明。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 曾经将这些标识着欧洲文化和本真性的印记称为：“模仿欧洲”!另一方面，“多元文化”如今被都市民族学家风格化为后现代大都市的“部落图景”。这里，一些流行的文化商标例如土耳其的烤肉串、加勒比海的嘉年华会、黑人的说唱音乐以及德国人的重金属音乐等都找到了一席之地。无需更多的麻烦，多样性和本土性被宣告成为新的后现代的“都市遗产”。
由此，当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将移民的传记归类为“真实的经历”，宣称我们的访谈是获得真相的法宝，赞美田野作业与近距离接触被调查者并将之视为唯一获知“真确事实”的途径时……我们的行为便被各种各样“本真的”方式打上了印记，我们的确被一个值得怀疑的新的“认识论的权威”重新建构了。同时，我们也将民族学重新建构为“一个道德的和强有力的科学”!在我看来，这里说的文化与民族学之间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致性正在以新的戏剧性的方式变得日益狭窄——不等我们对此予以恰当的评价和反应。对这个问题，我将在第二部分中贡献一些自己的看法。
二、 民俗学、民族学与政治
对于晚近现代性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实践与学者工作之间的共谋关系，目前正日益引起讨论。我们真的是基于批评性的、反思性的民族学——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充满自信地谈到它——而实践的吗?很遗憾，在我的印象里，并不是这样。尖锐地说，我们的工作不够公开、太过防守(defensively)、太缺乏政治性。下面就让我通过四个主题和短小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空间和形式，但是，无论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日益频繁地永远处在本真性的观念之中。
第一个例子在我们学科的历史上一直处于中心：它牵涉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的古老游戏。不过，在1989年之后——在东欧社会主义垮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形势下，这个游戏获得了新的动力：尤其是如今的欧洲重新结盟、需要新的关于同一性和他者的观念，以作为最近的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s)的类型。这一次我的例子将不涉及德国，而是转移到相邻的瑞士。因为在这里，“欧洲境况”(condition)与“遗产问题”是被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看待的。
一方面，“遗产问题”在瑞士是与对民族自治和精神力量的明确强调相伴随的。莱茵河边境线上的军用坦克如今似乎废弃无用了。即使不是欧盟成员，瑞士对自己的经济稳定和政治力量充满自信。对文化也一样：方言“瑞士德语”(schwyzerdütsch)再度盛行，瑞士民歌、故事、童话等销路也很可观。“海蒂王国”(海蒂是一本儿童书中的主人公，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50种语言，买出了5千多万本，并拍出了多部电影)成为了一个有山景、奶牛和快乐的孩子们的成功的旅游景点。瑞士的国家足球队也在上一届的欧洲锦标赛中接受了国民自豪的庆祝。至此，“瑞士特性”意味着一个真正时髦和成功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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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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