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惯习产生了一种风格、悠闲和品位的感觉，惯习等同于个人内在的对图示系统的解码能力，然而要想知道这些感觉、这种解码能力如何成为社会分层的要素，布迪厄加入了很多参数。在关于具体社会情境和日常生活言行的详细描述中，他用这样一个理论公式：“日常生活言行（实践）＝惯习（资本）＋场域”（Bourdieu，1979∶101），将分析思维放进了主观“惯习”和客观“场域”相融的境地，还将主观的表述文化涵义的惯习等同于外显的“资本”，在具体的资本情境中做出分层讨论（参见Lamont，1992；周怡，2003∶35）。在布迪厄看来，凭借惯习去认知社会时，解码能力不是先验地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存在和生活经验的联合结果，他并将其归纳到文化资本。最终是文化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成为解码能力的两项决定因素，其中学校教育能够弥补家庭背景的不足（Bourdieu，1979∶84－92；也参见周怡，2003）。这里，布迪厄显然强调的是外部环境因素：学校教育而非内在的文化特质。文化在此只是学校教育的因变量。

再比如，布迪厄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联的理解同样没有达到强文化范式的理想要求（Alexander，2003∶18）。布迪厄的符号权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多少有些相似，但他并非从本质主义而是从关系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权力。关系主义的观点由他的场域概念出发：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关系所构成。每一个人进入场域都有他相应的位置，位置与位置之间存在等级差异，有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地位关系。权力的大小及其变化取决于拥有的资本总量和资本构成。布迪厄提出过三种主要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又把此三者的合法形式称为象征资本。其中，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每个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本总量；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反映资本构成。拥有较多资本的人，如大企业主、银行家、工业巨头、高级专职人员、教授和艺术家等构成了统治阶级，而拥有较少资本的人，如体力劳动者、工匠、小学教师，即是被统治阶级。而拥有不同资本构成者又被区分成不同的阶层位置，其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期待强调的方面，但他的文化资本不仅来源于经济资本，也在总原则上受制于经济资本，只具有相对自主性。比如，知识分子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较少的经济资本，在布迪厄的场域分析里被编排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阶级，处于权力场域中的被支配一极（Bourdieu，1979）。资本决定位置，位置又塑造惯习，惯习在日常生活领域表现为品位（taste）或一套性情倾向。布迪厄认为，品味抑或性情倾向的区隔（高雅／通俗，形式／功能，深刻／肤浅，尊贵／卑下，体面／粗鲁等等）实际上也反映权力关系。上层社会钟情清淡、精致的食品。对于十指戴满戒指，指间带有未洗净指垢的暴发户，上层社会并不接纳他们。对后者来说唯一重要的是将一部分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提升文化品位，使自己的文化符号合法化并被广泛接受。这类上层对下层的统治，在布迪厄看来，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变化的温和控制形式：统治由以往的暴力变成了多少类似于催眠术的符号统治。布迪厄称之为符号暴力。在这种统治下，被支配阶级和统治阶级达成基本共识，在没有意识到支配者对自己的符号统治的情况下接受了支配者的理念，如，贞操观即是男性权力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符号权力。这段阐述多少是超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但亚历山大仍认为：布迪厄所说的文化为行动者提供的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行动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以内在的方式塑造世界文本（Alexander，2003∶18－19）。

（三）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的作品以及由他的作品所引领的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理论思潮形成了亚历山大讨论的第三股弱文化范式。亚历山大认为，尽管福柯一生著述颇丰，而且作品已非常接近强文化范式，但还是没能够抓住强文化范式的关键问题（Alexander，2003∶19）。一方面，福柯（Foucault，1970，1972）的主要理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和《事物的秩序》主张话语能够以任意方式对世界进行分类并决定知识的形成，这为强文化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同时，当他阐述这些理论时所汇集的经验研究的历史数据，已经非常接近对社会文本的重构。但另一方面，福柯在运用谱系学方法讨论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时却形成了与功能主义相类似的还原主义逻辑（Brenner，1994）。他重视权力，尤其重视话语权力，被渲染在日常话语模式中的言说者权力以及出现在大众仪式中的国家权力都被福柯所关注，并被福柯区分为软权力与硬权力。他继承尼采的谱系学技巧，力图在话语实践里走出结构主义，但他并不把文化现象看作理所当然，而是在历史的谱系中寻找它的起源，解释其反常。他说，只要我们进入谱系的历史长河就会发现，权力在强迫我们、引诱我们、规范我们生产真理的同时，也在强迫我们、引诱我们、规范我们解释真理。但只要人们说话，哪怕是按照权力的指挥棒说话，语言自身的繁衍原则就会使知识发生谱系的分叉，人在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生物的独特氛围中，讲述什么都是他自己的表演，他不自觉地就会去辨读秘密和揭穿权力真相。当福柯将权力的策略解读为知识时，他认为“这种以辨读秘密和揭穿权力真相为己任的知识，至少与试图建立权力永恒不绝的伟大法律原则的历史生产的知识一样多”（Foucault，1972∶70）。于是，知识内在于我们又外在于我们的规范，与制度与法律融合在一起，使统治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抑或现代性。谱系学引导我们反对集中权力的作用，这种集中权力与我们社会中组织起来的科学话语的制度和功能紧密联系（Foucault，1972∶9）。这里，福柯的谱系学即是事件、人物、机制、过程等的被书写和被被书写，这种书写表征在社会制度中、经济不平衡中、语言的压抑中抑或话语的操作中，即那些属于文化的内在知识的重构又返回到了社会结构的外在制度环境及其功能。福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尝试建立关于自我和反抗的理论，但他的努力是就一个个具体情境而言的（Brenner，1994∶698）。

（四）文化生产与文化接受

关于“文化生产与文化接受”的研究是第四股弱文化范式。这股范式缺乏理论的华彩乐章，也没有克里斯玛式的领军人物（charismatic　leadership），只有众多学者就生产与消费文化、媒介文化情境所做的中观层面的经验研究。比如，戴安娜·克兰的《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一书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考察1945之后文化生产性质的变动，描述生产现代流行文化的语境。她的主要论点是，人们不可能脱离生产与消费这类文化形式的语境来理解流行文化。克兰将电视作为文化活动场所，强调电视媒体在建构现实、阐释重大事件和社会变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她认为，我们不可能完全从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理解媒体受众。媒体生产即文化生产主要以中产阶级内部的特定阶层为对象，表现中产阶级的价值或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于这些媒体生产之中。观众自身在社会系统中的定位不同，他们对媒体信息的阐释就各异，属于边缘群体的个体和充当更具有边缘性角色的个体，往往根据离经叛道的而非主导的价值体系阐释一些电视节目素材。显然，在这里，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性；但克兰还论证说电视所发布的与个人主义、成功以及个人自由有关的无所不在的信息，与目前美国社会机构的实际性质是相抵触的，这些信息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疏离，而非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整合（Crane，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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