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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在师从马老师之前，已做过二次实地调查，一是1935年携王同惠到广西大瑶山实地研究少数民族，并著《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被吴文藻誉为：“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14］二是1936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做农村调查，1939年由英国Routledge书局用英文版出版Peasant life in china，1986年译成中文《江村经济》。
费先生携带这二部文稿赴英，作为拜见马老师的“作业”，马林诺斯基立即发现《江村经济》价值，推荐出版，并写了一篇动情的序言。费先生晚年回忆这段历史，声明“我这本《江村经济》是一棵我无心插下的杨柳。马老师在序言对它的评语，我当时不仅没有预料到，甚至没有完全理解，也就是说我在江村调查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用此把人类学这门学科推进一步。”［15］马林诺斯基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位来自东方年轻人的处女作，是有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费先生自己解读：
我现在的想法，认为马老师写这篇序的目的，似乎并不完全在评论我这本书，而是想借这篇序吐露他自己心头蓄积着的旧感新愁。我在讲稿里已说出了我这一点体会，不必在此重复。他当时正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心头十分沉重，所以说：“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他介绍我时，强调我是个“年轻爱国者”，他对我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为人类服务”，竟流露出“时感令人嫉妒”，甚至他表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耐烦”，他用了“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来贬责当时的许多人类学者。他还自责“人类学至少对我来说是对我们过分标准化的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这些话我现在看来正是一个寄寓和依托在拥有广大殖民地的帝国权力下失去了祖国的学者气愤之词。但是为了表达他的信心，紧接着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到这个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13］
费先生看到，他的马老师完成了“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第一步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这一步，又在探索“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但“他在一生中并没有实现”。费孝通一生没有停止过田野工作的脚步，同时，作为“本土民族学家”，他迈开了马老师期待的“从野蛮到文明”的第二步，就是“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6］
费孝通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真正开始的。其特色就是把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民族工作中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费孝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建树的大学者，深厚的学术内功无疑是基础，不倦的实践调查外功是门径，此外，积极参与民族工作也是重要条件，或者说是学问的张力。他在这种社会的张力下，自觉调适，游刃有余，成就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学术之途。
费孝通晚年以“从实求知”总结他自己的学术追求，特别出版了一本《从实求知录》。［15］他在与人类学家李亦园交谈中，阐释了“从实求知”的意义，他说：
我昨天送给你的这本书，书名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表示了我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17］
费先生的“从实”，基于平生“志在富民”的人生价值取向。［18］他说：“我选择学习社会学并把了解认识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实现“志在富民”的愿望成为我一生追求的目标。”［19］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要“求知”，就是让科学知识造福于民。“知”从哪里来？从“实”中来。“实”不在书斋，而在社会中。费先生一生都在社会中从实求知。从实，就是不能脱离社会。费孝通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的转变，跟上社会变革的步伐，在民族工作中执著地开辟自己学术研究的天地，是智者的选择。他在回忆自己民族研究的经历时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民族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转向主要是由于当时客观形势的改变。
以我一生的学术经历来说，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重点，有时是民族研究，有时是城乡研究。从个人选择研究对象来看，不仅决定于个人的兴趣，个人所处的客观条件也很重要。［6］
历史机遇给了费先生参与民族工作的条件，这是客观形势，也是他进行民族研究的客观条件。他在积极的民族工作中，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费孝通担任全国政协民族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他作为中央访问团副团长访问民族地区。他回顾这段工作时说：
由于我本人学过人类学，所以政府派我参加中央访问团。这对我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积极拥护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愿意为此出力，同时我觉得采用直接访问的方法去了解各民族情况，就是我素来提倡的社区研究。因之我积极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在1951年和1952年先后参加西南及中南访问团，并负责领导贵州和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这两年可说是我进行民族研究真正的开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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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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