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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诏脱离吐蕃及其后期（788－822）
吐蕃一方面与南诏结盟攻唐，一方面又对南诏“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对此，异牟寻十分不满，渐生归唐之意。贞元四年（788）之后，剑南节度使韦皋遣“谍者遗书”至南诏，“吐蕃疑之，因责大臣子为质，异牟寻愈怨”［5］。《赞普传记》8记载：“此王（赤松德赞赞普）时，没庐·赤苏菇木夏领兵北征，收抚于阗归于治下，抚为编氓并征其贡赋。其后，白蛮（myva dkar po）南诏之部归于诏下，忽心生叛逆，时，召没庐·菇木夏（vbro ram shags）拜为将军，于山巅布阵进击之时，杀南诏（vjang mang po）多人，擒获悉编掣逋（spyan chen po）等大小官员，及民庶以上三百一十二人，南诏王（vjang rje）迷途知返，又前来致礼，列为直属藩部民户（vbangs），征贡赋，并委以往昔旧时之职司。”⑦
此事件在《资治通鉴》卷233德宗贞元七年（791）条下是这样记述的：“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合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马德先生认为，《资治通鉴》所谓“多取其南诏大臣之子为质”，是南诏将段忠义执送吐蕃后的事，而敦煌文书在这里记为吐蕃因南诏再次反叛发兵征讨，斩杀南诏多人并俘获段忠义及大小官员一百多人。所记孰是孰非，尚有待于深入探讨［4］。
贞元五年（793），异牟寻决意归唐，遂“遣使者三人异道同趣成都，遗皋帛书”［5］。当时正值吐蕃与回鹘在西北一线大战，吐蕃乃征调南诏万人助战。异牟寻欲袭吐蕃，一面派遣寡弱五千上路，而自将数万接于后，昼夜行军，大破吐蕃于神川。随后，异牟寻乃遣弟凑罗栋、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唐朝遂册异牟寻为“南诏王”。《蛮书》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记载了唐使抵达南诏时的盛况，称册封唐使“（十月）二十三日到云南城。节度蒙酋物出马军一百队，步军三百人夹道排立，带甲马一十队引前，步枪五百人随后，去城十一里迎候。门前父老二百余人，吐蕃封王数人，在路迎拜。”
南诏异牟寻归唐后“吐蕃苦唐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5］6277，在唐蕃战争中，吐蕃南翼优势尽失。元和三年（808）异牟寻卒，继立诸王均幼小不能理事，大权操纵于以王嵯颠为首的权臣之手。《资治通鉴》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西川奏南诏二万人入界，请讨吐蕃”。当时唐朝正在筹备与吐蕃和好的“长庆会盟”，自然不会响应南诏的要求，于是王嵯颠等撕毁盟约，于太和三年（829）对唐进行掠夺战争。自此之后，南诏与吐蕃的关系就告一段落。
这时期，南诏与吐蕃的关系见于汉文献的很少，而笔者最近研读的P．T．16暨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简称ITJ）编号0751《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中，则多次提到了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法国学者石泰安认为这件文献与著名的“拉萨会盟碑”同时，写于唐蕃“长庆会盟”（821－822）前后⑧。《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是由吐蕃朵甘思王侯（mdo gams dbang po）们提供的，目的是对吐蕃、唐朝、回鹘等于公元9世纪上半叶举行的和盟表示“祝贺”。据笔者检索，该文献中除P．T．16部分有一处提到“唐朝（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和其他的政权以外，ITJ0751部分就有4处段落提到了南诏，现引出如下：
第一段：35页a面第3行—36页a面第4行记载：“德噶和盟之祖拉康开光之时，德伦（bdeblon）发愿：……大论尚绮心儿及大尚腊藏二者挫败敌军，颂扬社稷之强大，与唐（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等边地国王全力较量……”
第二段：38页b面第2—4行：“姑臧（mkhartsan）大节度使于德噶玉采和盟之祖拉康发愿：吐蕃王臣政权稳固、睿智宽宏之时，唐朝、回鹘、南诏等三国（rgya drug dang vjang 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不断进攻［吾］土，因吾王政权稳固、吾臣英勇睿智之加持，将敌人收为治下，其甘愿接受盟约。”
第三段：39页b面第1—4行：“瓜州大节度使（Kva cu khrom chen）于德噶玉采和盟之祖拉康发愿：伏愿吐蕃王臣政权稳固，睿智宽宏之时，唐朝、回鹘、南诏等三国（rgya drug dang vjang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不断进攻［吾］土，因吾王政权稳固、吾臣英勇睿智之加持，将敌人收为治下，其甘愿接受盟约。”
第四段：40页a面第2行—b面第3行：“擘三（phyug tsams）部落官民之发愿：……因沉毅睿智、地位稳固之王臣深谋远虑，中间未听命令之唐（rgya）、回鹘（drug）、南诏（vjang）等也如［吐蕃］原有属民般安适，愿趋向政权稳固、社稷强大［之吐蕃］，遂订立和盟，刻诸石碑，修建和盟之祖拉康”⑨。
藏文历史典籍《智者喜宴》也有类似的记载：“先是，穆尼赞普（797－798年在位）父祖之时，因不和而发生汉、霍尔（hor）及南诏（ljang）三方之间的战争，追逐厮杀。”最后，吐蕃大臣赤松杰达纳（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做了一种神变，集中各方在雅摩塘（dbyr ma thang）开会。……于是据说就在吐蕃王前（对上述三方）进行了调解”［7］［8］。可见，在公元9世纪上半叶，南诏在吐蕃人的认知与表述中，其地位与唐朝（rgya）、回鹘（drug）一样，属于“三大王国”（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之一，为与吐蕃对等的敌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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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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