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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同时大发展，为双方的贸易交换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性为双方经济结构的差异所作用，最终变成了一种现实性。虽然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同时处于大发展之中，但各自的发展程度及经济结构却又不同：中原总体上已处于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中，而周边民族地区主要还处于畜牧经济或从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之中。这样，双方的经济互补性较强，有较强的发展贸易交换的内在动力。北宋时期，司马光在讲到与西夏的贸易时说：“西夏所居氐羌旧壤，地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綵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民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⑧即揭示了这种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互补性，使中原成为了周边民族发展贸易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是中原市场的向外扩张，另一方面是周边民族地区市场发展的需要。这两股经济力量最终相遇，变成了双方频繁的贸易交换。唐宋人将这种交换关系称为“互市”，笔者以为是较为准确的。所谓“互市”，就是双方互为市场，互相开展商品的贸易交换。唐宋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大规模的贸易，完全是双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互市”，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两个市场较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形成了更大的全国性市场。这是唐宋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市场是一个网络体系，处于较高发展程度和发展层级的地区必然是市场的中心。随着中原市场的扩张和与之相伴的商品流通半径延伸到少数民族地区，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卷入宋王朝的全国性市场体系之中。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
首先，宋王朝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贸易呈多层次发展态势，贸易规模扩大，贸易频率增加。早在汉唐之世，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已有贸易关系，但总的来说，发展较为有限。进入宋代，情况为之一变。这时，宋王朝与周边民族的贸易渠道增多。主要有榷场贸易、和市贸易、走私贸易和朝贡贸易四种形式。所谓榷场贸易，就是宋王朝和周边民族在双方交界的地带设置榷易场，设官管理，开展双方的互市交换。这是一种官方贸易。《金史·食货志》曾说：“榷场，与敌国互市之所也。皆设场官，严厉禁，广屋宇，以通二国之货。”和市贸易可以说是一种半官方贸易，它往往是在汉族与周边民族经常交易的地方设置的交易场所。这种交易场所，多由民间贸易点发展而来，并为官府所认可，只不过规模不如榷场贸易那样大而已。走私贸易则完全是一种官府不承认的民间非法贸易。这种贸易，因双方边民的直接交易和往还而发生，为一种经常性的经济行为，史书上多有“私易无所畏惮”、“私贩不能止”的记载。⑨至于朝贡贸易，古已有之，但宋代以前更多的是一种宗藩关系的体现，政治意义极为明显；到了宋代，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赋予了朝贡以明显的经济意义而变成一种重要的贸易渠道。北宋，司马光曾以西夏为例，说周边民族“所以遣使称臣奉贡者，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贩易，三则欲朝廷不为之备也”。⑩南宋，宋高宗明确指出：“彼云进奉，实利贾贩。”（11）多种贸易形式的存在和发展，形成了从官方到半官方再到民间的多层次、多渠道贸易格局。这说明双方的经济联系不再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而是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双方的贸易活动在多层次、多渠道发展的同时，交易规模也显著扩大。北宋元祐二年（1087），苏轼曾针对宋与西夏的贸易说：“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直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12）时人范纯粹对宋夏贸易也做过一个估计，他说：“累番使人货贩，滋广通约，所得不减三数百万。”（13）贸易规模的扩大既是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同时又是经济联系不断发展的动力。
贸易的频率也是反映经济交换关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为便于说明，兹以朝贡贸易为例。当时，周边民族向宋王朝的朝贡非常频繁，有的一年一贡，甚至一年数贡。如西夏，自赵德明称藩之后，“岁遣人至京师贸易，出入民间如家”。（14）由于朝贡需给予回赐，频繁的朝贡使宋王朝感到巨大的经济压力。为此，不得不对朝贡的频繁度做出限制。一是限制朝贡的次数，如地处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宋王朝曾限制其五年方得一贡；二是限制朝贡使团在宋朝境内停留的时间及活动范围，如苏辙就曾经建议：“西人诣阙贺正旦、圣节到，许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西人到阙，随行蕃落将不许出驿，或有买卖，于本驿承受使臣处出头，官为收买；西人到京买物，官定物价，比时估低小，量添分数，供卖所收，加抬纳官。”（15）这从反面说明了周边民族朝贡之频。
其次，周边民族地区对中原产生了巨大的依赖性。如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民族，“不可一日无茶以生”，（16）对中原的茶叶依赖甚巨；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仰此（互市）为衣食”；（17）荆湖南北路边疆的民族，“常以山货、沙板、滑石之属，窃与省民博盐米”；（18）海南岛的民族，“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斤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沈香、古贝易之”。（19）这样，“蛮贼生理所资悉仰给于汉（内地），若岁犒既止……而互市又绝……则其部族之内即自窘困。自然悔恨，怀不自安”。（20）互市犹如一支无形的手牢牢地控制着周边民族。互市之所以能成为宋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正是以此为客观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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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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