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还在书后加了三个附录:
附录一是摘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长春,1978年11月29日-12月8日)的会议纪要(即《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古文字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8页),这篇纪要记录了张先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最初提出他对数字卦的想法。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录。
附录二是外国友人的纪念文章,一篇是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寄我,让我转交张先生的一封信,原信写于2000年1月14日,我曾把它翻译出来,收进张先生九十寿辰的纪念集:《揖芬集》;一篇是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得知张先生去世的消息,特意给《古代中国》(Early China)第29期(2004年号)写的讣告,我也把他翻译出来,收入此书。
吉德炜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甲骨学家,夏含夷教授也是美国很有名的古文字学家,他们都对张先生的为人和学问表示了由衷的钦佩,特别是张先生对易卦起源的研究,更被他们视作张先生的最大学术成就。
附录三是我记上述纸盒内的其他材料,这些材料是和他的手稿放在同一个纸盒里,对理解张先生的思路或许有帮助。
最后,我从张先生的自述《我与古文字学》中摘录了一段话,是他自己讲自己对易学的研究,作为全书的引子,放在最前面。
三
古人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我想,读张先生的书,首先要了解他的为人。
第一,他是个老实人,少言寡语,非常低调,老实到近于木讷。
第二,他深居简出,很少串门,散步,总是旧帽遮颜,低头而行,避免和人打招呼。
第三,他不爱争论,更不会攻击别人,对别人的伤害,从不分辩,哪怕是最伤自尊、最受侮辱的事。
第四,他乐于助人,材料、想法都可送人,从不抢材料、抢风头、抢发明权。
第五,他群而不党,不传衣钵,不立门派,没有自己的学术队伍。
张先生不善言辞,讲课总是敲脑瓜。
夏含夷教授回忆,1980年,他在伯克利开会,有个与会者催他,让他快点讲,他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我这个人,走路走得很慢,吃饭吃得很慢,说话也说得很慢。
由于他的憨态可掬,美国汉学家称他为“大娃娃”。
在我脑海中,一直有个形象,抹不掉。他爱逛书店,直到很晚,还在买书,胸前总是挂个绿色小军包。
忠厚笃实,勤勤恳恳,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大家都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好人比什么都重要。
至于为学,我不想吹捧自己的老师。我想说的只有一点,读他的书,最最重要,首先你要理解,他是个执著的探索者。他一生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铁板钉钉、颠扑不破。他的想法是个开放的探索过程,既对别人开放,也对自己开放。他对古代的未知世界始终保持着童心般的好奇,他是把探索当最大享受,因此从不以“终结者”自居,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集大成者,既终结了别人,也终结了自己。
回顾张先生的学术生涯,易学研究无疑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里,我想把我近年的学习体会讲一下,也顺便对某些误解和曲解澄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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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1月23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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