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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辗转迁徙到大西南的爱国学人，生活虽然清苦，但心中激荡的救国情怀却更加浓郁。他们援笔为枪，磨墨作弹，或就近调查当地的人文地理资源，以作开发边疆、支持前线的参考资料；或闭门伏案，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民族精神复兴的支点。南开大学开展的边疆人文地理研究和冯友兰“贞元六书”的创作即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报国的赤子之心。
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组建于1942年8月。是年初，鉴于滇湎、滇越铁路对运输援华物资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巨大作用，云南省政府有意再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今勐海）的石佛线，北接滇越铁路，南达滇缅边境，以开发滇边少数民族地区。开工之前，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拟委托一家学术机构从事沿线社会经济、民俗风情、语言文化等的调查，以应筑路时的参考和备用之需，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就此应运而生。负责人陶云逵教授早年留学德国，师从德国人类学家Fish-er，其时他和费孝通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最年轻的教授，也是当时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德国学派的代表人物。研究室其他研究人员还有黎国彬、邢公畹、罗常培等，皆一时之选。
在长期的调研活动中，他们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民族的语言、风俗、宗教、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实地调查，掌握了大批口头和实物资料，抢救了大量的民族文化资料。仅黎国彬一人便收集到少数民族的体质个案160多个和摆夷鼓、饭盒、小佛像等一批傣族器物。在调研的基础上，他们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科研成果，其中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荣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陶云逵、黎宗献的《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邢公畹的《远洋寨仲歌记音》等。这些成果一部分作为筑路所需资料提供给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一部分作为科研信息发表在研究室自办的一份内部刊物《边疆人文》上。
应该说，这些学者的艰苦工作并非仅仅出于学术的热情，还体现了他们爱国救国的激情。在谈及其间人文调查工作的意义时，陶云逵曾在1942年8月给南开大学冯文潜教授的信中说：“不来边疆不知边疆问题之严重，磨沙至元江之摆夷村对泰国已有羡慕之思，而思茅已有摆夷自设傣语新式学校。无论从学术，从实际政治，边疆工作实不容缓。”这里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警醒意识正是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学者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研究材料而从事学术活动，以作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之用的话，那么冯友兰等人则是在坐拥书城、研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以光大民族精神、强健民族自信心为职志埋头于学术研究的。
抗战期间，冯友兰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面对敌寇入侵、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民族苦难，冯友兰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义愤和复土建国的愿望。1938年底，他在为西南联大所写的校歌应征歌词中写道：“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冯友兰向来是长于文言写作的，但他写这首歌词时，却一反常态用的是语体文，目的当然是为了便于吟唱，便于传诵，便于用歌声记录荡漾在他心底的民族情感。
毫无疑问，一首歌词远远不能寄托他的事业、承载他的民族情感。其时，冯友兰全副身心地投入著书立说之中，以探究民族精神、寻找民族复兴道路为职志的“贞元六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陆续问世的。
“贞元六书”是冯友兰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体现，他把这个体系称之为“新理学”。其中，1938年印行的《新理学》是“六书”的核心和总纲。在《新理学》中，冯友兰提出了“真际”与“实际”、“理”与“气”、“道体”与“大全”等哲学范畴,将传统哲学阐释到一个比宋明理学深入得多、明晰得多的境界，而他对西方哲学方法的了解和运用，又使中国旧哲学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获得了现代哲学的意义。该书后来被评为抗战以来最佳学术著作。《新事论》出版于1940年。该书试图用《新理学》中的“理”来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所涉及的是有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大事”。在《新事论》中，冯友兰对清末“洋务运动”及“五四”以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作了一个全面总结。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并不是一个东西的问题，而是一个古今的问题，一般人所说的东西之分，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异”。在他看来，中国的落后主要在于经济上没有经过产业革命。与《新事论》同年发行的《新世训》是冯友兰所写的关于青年修养问题的著作。《新原人》出版于1942年，是冯友兰将“新理学”应用于人生的成果。该书综合古代儒、道、佛各家的伦理学说，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人生方面的哲学贫困”现象，提出了人与周围各方面可能出现的四种关系，即“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新原道》是1945年冯友兰所写的向国外宣传中国文化的著作。《新知言》是论述哲学的方法论的著作，1946年出版。由此观之，“贞元六书”的写作与抗日战争相始终。冯友兰说，这是“贞元之际所著书”，寓贞下起元之意，故有此命名。何谓“贞元之际”？《周易》“乾卦”有云，“元亨利贞”，先哲释之为自然界的循环发生，“亨”，成长也，“利”，成熟也，“贞”消亡也，正如从春到冬，春又复始一般。“贞元之际”亦即是冬春之际，表示民族抗战虽在艰苦之时，但亦处在觉醒和复兴的前夜，由此表明他以学术创作活动的方式自觉参与民族抗敌大业的努力和爱国立场。冯友兰后来陈述道：“抗日战争激发了我底民族主义的情感”；“我认为中国过去的正统思想既然能够团结中华民族，使之成为伟大的民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泱泱大国，居于领先的地位，也必然能够帮助中华民族渡过大难，恢复旧物，出现中兴。”可以说，爱国主义的情缘正是他创作“贞元六书”的内在动力!
南开大学 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图)
2004年12月10日10:47 新京报
《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
编撰：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版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特意编撰了一套丛书，一方面为回顾过去，感念南开昔日的辉煌；更重要的一面，我想，大概是为了从过去令人感念的往事之中汲取资源，展望南开今后的道路。
本报书评人陈远
西南联大是现代教育史上公认的一个奇迹，当年美国学者费正清到昆明去，就曾经感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般艰苦的生活中依然保持了对学术的热情并且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在西南联大之后，清华和北大依然被昔日的光环笼罩而备受世人瞩目，那么南开则正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渐行渐远。
今年是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特意编撰了一套丛书，一方面为回顾过去，感念南开昔日的辉煌；更重要的一面，我想，大概是为了从过去令人感念的往事之中汲取资源，展望南开今后的道路。其中最让我感到欣喜的，当属《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
过去的大学，大抵上和一个人差不多，总有一些自己的特性。这些特性发展到了相当显著的时候，在人就成了所谓的性格，在大学来说，就成了所谓的校风或者校格。一个学生从哪个学校出来的，从他的言谈举止就能推测个大概。也许正因为这一点，《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在上编“西南联大岁月忆往”中，收录了近二十位老南开人对于联大岁月的追忆。时隔六十余年，这些老南开大多谢世，健在者也都已是“鲁殿灵光”，存留在他们记忆中的这些吉光片羽，并非全面展现南开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沧桑，也并非叙述南开曲折而又辉煌的历程，不过，诚如序言中所说：南开之所以为南开，从中当能察知一二。
关于费正清的疑问，我想，费正清所指生活艰苦除了物质方面之外，对于学者们来说，大概资料的匮乏才是让他发出这样喟叹的原因。陈序经在《我怎样研究文化学》一文中也曾说到这个问题，不过，他把这个问题变成了对研究学问有利的原因。他说：“……参考的书册太多了，看了一本，又想看别本，这样类推下去，有的时候，反而不太容易动笔。”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在蒙自那个环境之下”，他也“作了不少研究”。关于学者们对于学术的热情，时贤多有论及，不过，我以为，与其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无限拔高，不如从现实角度审查一番。每个人都渴望美好的生活，学者们自然也不例外。过去的社会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那就是整个社会都对学问怀有尊重。学者们对于学术的热情，除了“自得其乐”的原因之外，上面的原因不可小视。当然，这样说，并非否定前辈们“允公允能”的胸襟。
除了学者自身的热情，联大时期师生之间的情谊也值得一提。近年来，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常为时贤所征引，那就是“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学校教出来的”。无独有偶，一代名师查良钊在联大时期也曾经说过：“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子弟，一切为他们着想好了。”如此师生情谊，对于学术的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放眼当下，我们不但在学术上难望前人的项背，就是连这样的为师之道也已难见。
下编《边疆人文研究室》中选编的当时学者们的书信往还以及学术论文，也算是费正清那番感叹的一个注解。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主事者为西南边疆社会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的陶云逵，作为同时代的学者，费孝通先生这样评价他：“他是我的畏友，我爱找他谈，就是因为我们不会在离开时和见面时完全一样，不会没有一点的领悟，不会没有一点新的烦恼。”在陶云逵的带领下，边疆人文研究室同仁编辑出版了《边疆人文》，虽是油印刊物，不过质量却不差，当时著名的学者如罗常培、闻一多、向达等人都曾经在上面发表过论文。可惜的是，陶云逵以不惑之年于1944年早逝在昆明，不然，中国社会学此后的格局也许是另外一种局面。六十年的岁月斑驳，边疆人文研究室和陶云逵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少有人提及。此次重新发现，可谓是功莫大焉。郑天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老南开人，在西南联大时期，他更多的是以“老北大”的角色活跃在各个场所，三校复校之后北大学生送给他一面“北大舵手”的锦旗，可见他和北大关系之深。1952年院校调整，郑天挺“奉调”而去南开。对于这个决定，他于“思想上颇有波动。”郑天挺产生思想波动的原因，除了他自己所说的三点之外（见《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郑天挺：《自传》），我总觉得还与当时的局势有关，也与当时有关方面与南开的看法有关。这个看法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从这一点细微之处，细心之人或许可以找到南开衰落的线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回首老南开人的一代风骚，倒有几分“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悲凉了。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2006-12-27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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