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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帝国”概念的运用，以及对于“中国”范畴的解释。近代中国承续了清代的幅员和人口构成，关于现代中国的解释也不得不涉及如何解释清代的历史。在历史研究领域，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讨论帝国范畴，其主要目的是从多元性政治共同体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的限度。将这一范畴引入对于现代历史的描述，也意味着单一主权的国家体系及其形式平等的规范关系并不能提供关于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实质描述。与其他帝国史相比，中国历史的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蒙古人、满洲人等建立的所谓“征服王朝”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中国王朝谱系之中？儒家的政治文化在这些新王朝的合法性建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这一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中，儒家政治文化与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在这类巨大历史事变和转折中呈现的“连续性”？
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有关“汉化”和“胡化”的辩论之中。这一跨越了几十年的争论在最近美国的“新清史”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再度展开：“汉化”是晚清以降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主导性的模式，而“新清史”的学者反对将单一的、统一的中国视为一个自古而来的政治体，以“征服王朝”及其独特的族性认同为据批评“汉化”的中国观。从历史叙述上看，“新清史”在中国历史中区分出两个王朝谱系，即以北魏、辽、金、元和清等北方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与宋、明等“传统中华帝国模式”相互区别，认为清代政治体制的特点是以八旗制度为依托的“种族性”。两派学者均承认清朝的多元性，但前者强调清代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一个持续不断的“汉化”过程，从而为从连续性的观点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前提；而后者将中国视为不断变化的符号，认为清朝多民族帝国以其制度和文化上的满清特性为前提，从而提供了一种断裂性的历史解释。从空间上看，这一观点也与欧洲的东方知识有关内中国（即所谓China Proper）和外中国的区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化”的提法源自晚清民族主义的思想，它在解释中国历史中的民族融合现象时过分地将这一复杂、多面的过程凝聚在“汉”这一概念之上。如所周知，“汉”这一概念本非种族的概念，但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浪潮中，正如国家、文明等概念一样，这一范畴也经历了种族化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下，由“汉化”概念折射出的中国概念弱化了“中国”范畴在历史中的变异及内部多元性。
我个人倾向于用“中国化”这一概念取代“汉化”的概念，其主要的理由包括如下四个方面：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之后，在保持自身的民族特性的同时，也力图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中国王朝的谱系之上。这一认同是主动的，不宜于用汉化这一被动性的概念加以描述。例如，金、元和满洲统治者都曾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法律和制度安排及经学解释，建构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经由他们建构的“中国”，其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中国化的概念不是将断裂与连续性的概念对立起来，而是将两者统合于一个承认变化和多元性的中国概念之上。二、这些王朝的中国化既不是单一的融合过程，也不是单向的征服过程，它涉及复杂的“承认”关系。这一承认关系既包括中原地区的人民对王朝正统的承认，也包括周边王朝和欧洲国家在朝贡关系或外交关系中对于这些王朝（尤其是清王朝）作为中国王朝的承认。无论在哪一个层面，承认都不是单向的。例如，汉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清王朝的承认是与他们在王朝内部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我把它界定为一种不同于现代平等主义的争取平等的斗争；周边王朝对于清朝作为中国的承认也伴随着清朝将自身建构为中国王朝并承续中国王朝的世界角色的自觉努力。三、中国化也是以王朝内部的移民、通婚、风俗变迁、相应的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为日常生活的基础的。移民、通婚、风俗变迁、制度调整和其他社会流动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这些变化和融合也包含着局部的伊斯兰化、蒙古化、满洲化和汉化过程，但在王朝建设中，这些要素最终以“中国化”为主导的方向。人们通常将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放在中国文明的开放性的范畴内加以解释，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开放性不同于单方面的吸纳和包容，不排斥紧张和斗争，也并未取消多样性。从王朝演变的角度看，开放性意味着一个政治过程，而一种承认宗教、文化和其他认同的多样性的文明也必然是政治性的文明。四、正由于此，“中国化”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单一性，无论是多民族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统一性都不能等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恰恰相反，这是一个“跨体系社会”，即一个跨族群、跨宗教、跨语言甚至跨文明的政治体，它的政治统一始终是以“跨体系性”为其前提的。跨体系社会，以及跨社会体系等概念，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一性的政治体、也不同于儒教文明圈或汉字文化圈等范畴的认识框架，它提示了一种在异质与趋同的动态关系中理解中国及其政治文化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命题。现代中国承续了清代国家的人口、幅员和其他社会——政治遗产，但两者的政治认同和社会-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差异。我们不能单纯地从连续性的角度论述两者的关系。从王权到共和的转变，从农业-游牧帝国向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的转变，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产生了——公民权、人民主权、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清晰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范畴、民族和民族区域等概念、阶级、政党和党国等体制等等都是全新的范畴，我们无法在旧有的政治文化中给予解释。无论如何判断共和的成败得失，20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是革命性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概念是与如何界定这一革命性变迁及其内部张力密切相关的。如果将“反现代的现代性”的命题与“早期现代性”的命题联系起来考虑，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
首先，“早期现代”为此后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各种要素，但“早期现代”与19世纪的大转变之间并不存在直线的连续关系。后者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形成的。例如，宋明理学中产生了某种个人的自觉，但这种个人的自觉与以财产权为中心的近代个人主义并没有直接的连续关系；又如，17世纪以降，清朝对于边界的勘定是其帝国建设的有机部分，这一现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对于边界的热衷有些相似，但两者的动力和隶属的规则系统是截然不同的。与此相似，现代思想也不是一个单向的潮流，对于现代性的批评和抵抗存在于不同的思想之中。由于“早期现代”的概念论证了一种存在于近代资本主义范畴之外的现代现象，从而也为超越传统-现代的线性框架去理解现代中国思想提供了可能。所谓“反现代的现代性”这一命题也包含着从早期现代（而不是通常所谓传统）的角度审视现代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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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1年01月19日13版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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