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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得到发展，有的民族已编写出自己的文学史著作。但已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基本上是汉族的文学史。只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入史，如满族的老舍、蒙古族的萧乾等。现在也有把沈从文作为苗族作家的。而真正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用少数民族语言，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家作品，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的视野。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创造现代文学主流的是汉族作家，但少数民族作家和群众的创作，也应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才能全面反映我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貌。表现我国现代文学多民族性的特点，这任务至今尚未完成。
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唐弢、尹家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卷。书中介绍了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诗歌、散文，还在群众诗歌创作的章节，记述了蒙古族都古尔苏荣等的诗。此后，有一些新编的现代文学史，也注意收录少数民族作家。如福建出版的两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特设吴重阳执笔的“中国现代少数民族诗歌”和“中国现代少数民族短篇小说”等章节。云南出版的刘元树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也在第二和第三个十年中，辟“老舍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等章节。除了人们熟悉的上面提到的几位作家之外，马子华、李寒谷、曾平澜、端木蕻良、马加、华山、陆地、穆青、李超、沙蕾等满、壮、回、白、纳西诸民族作家，也得到了评介。
在现代文学史的原有框架内，加入几位少数民族作家的述评，总算开始注意到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文学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已经很圆满了。好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已有所加强，建国后陆续出版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著，北从内蒙古，南到云南、广西，都已出版或正在编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它们多是从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开始，直写到建国后文学的新面貌。其中1919年到1949年阶段的有关内容，对编写现代文学史有重要价值。这部分大致有这样一些特点：
首先，大多处于收集材料和初步整理材料的阶段，这当然是写史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基础性的。特别是少数民族的现代作品，仍然多是民歌、民间故事等口头创作，有的还要深入民间去搜求，工作量还不小。因而初步的工作便是选择、列举并介绍这些作品。如《蒙古族文学史》（注：齐木道吉等编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出版。）记述在内蒙广泛流传并有全国影响的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对其产生的背景、故事情节、人物塑造、艺术表现特点、目前整理情况等，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又如对描写本世纪20年代科尔沁草原上蒙族人民痛苦生活与艰苦斗争的《英格与勒城》、《格瓦桑布》两首叙事诗，也介绍得较为详细。这都有助于人们对蒙古族现代文学的了解，哪怕是复述一下它们的情节，也是很必要的。一些书中还注意现有文献资料的收集和利用，这些文学的记载，就更可靠些。如《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注：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0年12月出版。）中记载了40年代后期《内蒙古自治报》、《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如1947年至48年间，所发的《访问西太本》、《王金财诉苦》、《恶霸拘留所参观记》、《哑吧诉苦》、《恶霸地主包迎祥的罪恶史》等描写土改运动的通讯报告，以及当时这些报纸上发表的优秀群众诗歌。一些书中也还注意记述非专业作家的创作，这部分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与文学创作的发展，有过贡献，也是可以上史的。如《白族文学史》（注：张文勋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1983年7月修订。）上介绍了白族知识分子张子斋、马曜、杨明等的创作。杨明受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的影响，抗战时期在昆明曾创作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内容是写农民被拉壮丁，告别了父母妻儿和土地，但并未战死在抗日战场上，却死在了长官的皮鞭下。据说此诗曾得到闻一多先生的赞赏。建国后他担负“戏改”工作，他所整理改编的戏曲，如《牛皋扯旨》、《借亲配》、《望夫云》等是很有名的。马曜、张子斋等也写过不少较好的作品，建国后都成为白族的重要文化干部。
在搜集材料中，各书作者都很注意有关革命题材的作品，因为从这类作品中能够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如《白族文学史》中记述1936年红二方面军经过白族地区。“红军在白族地区为时不过几天，却在白族人民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并给白族口头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白族口头文学中出现了反映崭新革命斗争的题材和崭新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关于红军长征的传说故事，为白族口头文学开辟了新的领域。”（修订版，第227页）此后留传于此的，就有《红军攻打宾川城》、《贺龙换马》、《贺龙挥臂擂石鼓》等故事。《广西壮族文学》（注：广西壮族文学史编辑室、广西师院中文系编，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61年7月出版。）中记录了壮族中流传的许多关于韦拔群的故事，如《自由和平等》、《草帽的来源》、《瑶族奶奶舍身救拔群》等的故事，主要表现壮族共产党员韦拔群为人民的解放英勇斗争，他与人民的血肉关系。在《纳西族文学史》（注：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2月出版。）中，也记载了1936年红二方面军路过丽江时，给纳西族人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从此流传开许多民间故事，如《一个连长的故事》、《萧克扛锅》、《再有十万八千里也要行》等，多是歌颂红军的。还出现了一位叫文修的民间诗人，他是被地主派到城里去背东西的，却在城里看到红军给穷人发银钱。后来据此亲身经历编了抒情诗《三月和风吹》，一直流传到云南解放以后，又由他本人做了修订、整理。
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之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者们大都做了某些归纳、总结，试图概括出现代阶段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这个工作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还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其中注意描述、研究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学上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很有价值的。如白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渗透，就有长远的历史。而有的少数民族，如纳西族，则主要在现代阶段，才开始大量接受汉族文化。抗战时期，桂林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文学活动一度相当活跃，也很自然地促进了壮汉文学的交流。这是个新鲜的课题，还有待新文学研究者们花功夫做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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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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