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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使用与性别也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汉化程度较高的坤村，也有老年妇女不会汉语。在家庭语言的使用上，即使会汉语妇女们一律采用彝语和家庭成员交谈，除非有不会彝语的汉族客人到来，以及到县城办事，她们才使用汉语。正如彝族妇女比男子较为喜欢穿传统的彝族服饰一样，妇女在彝语的山歌、情歌方面的能力，似乎比男子强一些。彝族服饰是妇女们用手工绣制的，最能显示和炫耀妇女们的手工技巧，一个妇女如果能绣一手漂亮的花纹，就会有很多人请她帮助绣制。因此，妇女们愿意穿她们自己精心绣制的服饰。语言方面，彝族妇女喜欢说彝语显然不是为了显示和炫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妇女到汉族地区的机会比男子少。男子们常常需要到汉族地区经商，也有比妇女更多的机会到汉族地区游玩。在语言使用性别差异方面，嘎村的情况是妇女多数不会汉语，男子则有青年人会汉语。虽然不会汉语，嘎村妇女们表现出渴望学习汉语。嘎村40岁的阿佳嫫不会汉语，但她希望自己会汉语。她说她每次到县城就像哑巴，很痛心不会讲汉语。她说，现在到处都是说汉语的，一些汉族干部到他们那里下乡，虽然会讲一两句彝语，但多数情况下说汉语，她只能听懂很有限的词。每次家里来汉族客人，都是丈夫出面接待，丈夫能说一些汉语。她希望她的孩子们将来会汉语，“当然，不要不会讲彝语了，那样的话，我怎么办？”她开玩笑地说。
坤村村民情况与嘎村的不太一样，很多人虽然认为最好汉语和彝语都会，但是，认为汉语在现实生活中比彝语用得多，汉语比彝语重要。坤村的慕乃说：我们坤的人除了一些高龄老人和少数妇女外，都会汉语，我们到县城找汉族办事都用汉语，到西昌①办事时，即使碰上彝族也多使用汉语，因为我们田坝土语彝语，和其它地方的彝语在语音上有一些差异。
四、结语
族群成员往往都热爱自己传统语言文字，对用以表达和记录本族群思想的语言和文字情有独钟。对于文字，可以对它的起源赋予神秘的色彩，认同创制和规范整理文字的“书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认同。然而，语言也好，文字也罢，它们的生命力是取决于它们的社会功能的。人们最终会倾向于选择在社会生产、政治经济各方面占优势的语言文字。但选择另一种语言或文字并不能在短期内根本影响对本族群的认同。
从嘎、坤两村的调查结果看，两村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两村都很热爱自己的族群语言，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语言。族群成员之间说彝语时有亲切感，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有浓厚的感情。然而，两村的人都希望同时会使用汉语，并不刻意排斥汉语。认为从政（当干部）、经济（做生意）、文化（升学）等各方面都需要掌握汉语，希望后代应该掌握汉语文，最好能同时掌握两种语文。不同点是由于汉化程度不同，因而两村在语言文字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嘎村多数人不会汉语，因此希望后代可以同时使用彝语文和汉语文，而坤村民多数可以使用彝汉双语，因此在两种语文的取舍上更倾向于后代掌握好有更好发展前途的汉语文。
个人在语言使用上由于身份、年龄、性别、环境等不同，而在语言使用和认同方面有不同角色的表述。如政府官员为了表现自己是代表政府的，在正式会议中会采用汉语，而表达亲民的意思时，会转用彝语；彝汉双语人在争辩时会使用汉语，这样就避免了用母语争辩时所带来的尴尬，避免伤了和气；妇女们由于较男子少参加公开社会活动，因此比男子更常使用彝语。
两个彝族村子的彝族都表现出积极乐意接受汉语的态度，对汉语没有任何敌意，并不排斥和反感汉语，愿意接受汉语教育。这和别的某些族群在学习母语外第二语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对于教育用语的取舍方面，斯库纳巴康斯认为少数民族在接受强势的第二语言教育后，由于面临失去母语的危险，人们就会开始抗争。他说：“少数民族的抗争往往开始于当父母看到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学得不好，无情的试图努力按主流社会和学校去做的时候。另外，父母们常常感觉到他们正在失去他们的孩子，这些子女已经不太会讲母语，而且觉得以他们的父母、语言和文化为耻，结果没有预期所承诺的那样有任何收益地迅速同化”（Skutnabb－Kangas 1999：47）。从我的调查点两个彝族村子的情况来看，没有发现因为采用汉语教学而起来抗争的迹象。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学好汉语，以后可以参加升学、招工和招干。即使县城里已经不会彝语的孩子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学好汉语，并不刻意要求他们接受母语教育。对于他们，继续使用彝语或转用汉语并没有威胁到族群认同的改变，因此，学习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占强势的汉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彝汉两个民族相互关系较为融洽，没有深刻的民族矛盾。
考察语言文字在彝族文化认同所起的作用，可以结合人类学中“原生论”和“工具论”两种方面考察，而不能仅仅只看一个方面。如果只从原生论的角度去考察，则容易使人陷入“民族感情高于一切”的泥潭，从而忽略彝族语言文字在现实社会中的客观价值。只从工具论的角度去考察，则往往误导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彝族语言文字这个“工具”没有汉语文有用，还不如直接过渡实行汉语言文字的教育。这样会伤害了彝族人民的感情，这在文革的时候是有教训的。这两种角度正是目前凉山彝区是否和如何实施彝汉双语教学的争论焦点（腾星2001）。实际上，原生论角度是考察彝族内部成员之间的联系和对其语言文字的传承；而工具论角度是考察彝族对于他们的语言文字的维持与变迁。结合两者的考察，就能使人们感受和理解彝族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原生情感，让彝族人清醒面对彝族语言文字在当前政治经济社会的客观环境中境况。这对于凉山彝区教育政策的制定是有帮助的。笔者认为，在凉山彝区采用彝汉双语教育是必需和必要的，这样既能照顾到彝族人民对于本民族的传统语言文字的原生情感，同时又能让彝族人从对于彝汉两种语言的“工具性”作用方面有理性选择的余地。对于彝汉双语教育的适用对象，则应该由彝族人民自由选择，而不能搞强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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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巫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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