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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彝语）：不要了，过了。
蒋（汉语）：1、2、3、4，7分。
笔者（彝语）：五张了，又中了。
瓦（彝语）：我要是出了小的那张，怎么也不会中。
慕（彝语）：我早就叫你出小的，你就是不听。
蒋（汉语）：瓦尔现在是后发制人，已经喝了两小杯啦。
瓦：（彝语）两杯，我喝了两杯。（汉语）我刚才离开的时候只剩下三瓶了嘛。
蒋（汉语）：是四瓶，我们已经喝了很多。
慕（彝语）：哎呀，酒这个东西呀，很厉害唷。
……
笔者（彝语）：怎么不说话啦？大家怎么沉默啦？……一对、两对……只差一张了。
蒋（彝语）：来、来、来，四张连牌。
笔者（彝语）：慢着、慢着，四张连牌的话，我也出四张。但是，出了这一手以后，我往后的牌就不行啦。
慕（彝语）：你们当中有一个不输的话往哪里走？
瓦（彝语）：你们三个都差一点被我“卤鸭子”①啦。
笔者（彝语）：我刚才如果不打你的连牌，我就被你卤了。
瓦（彝语）：可惜我的牌被我拆开了，后面的牌连不起来了。
蒋（汉语）：你的大，我打不了，大的啊。
蒋（汉语）：三分还是四分，我随便出一张算了，我报警②啦，四分报警唷。
笔者（彝语）：你四分就放下来啦？别人说不定还有比你小的三分呢。
瓦（汉语）：啊呀，三分都跑到我这里来啦。
蒋（汉语）：两姊妹③！
笔者（彝语）：他一下出了这么多牌，差不多出完了，我们都输了吧。
慕（汉语）：我的牌好，我本来是不应该输的。
瓦（彝语）：拿这边的，拿这边的（指责慕嘎拿错了牌）。
蒋（汉语）：（开玩笑地）我的这个老哥（指慕嘎）怎么搞的？专挑大牌。
笔者（彝语）：（议论上一轮牌）我以为刚才我关牌啦。
蒋（汉语）：出单张的话他赢（指慕嘎）了。（转彝语）出单张的话他赢了。
慕（彝语）：如果出单张的话，我让你们两个（指笔者、蒋）喝了。
蒋（汉语）：我输了，我输了，他（指笔者）还输不了。
笔者（汉语）：我输了，我还有四张。
瓦（汉语）：谁关的牌？
蒋（汉语）：哦，我关的。（洗牌）
慕（彝语）：（边拿牌边自言自语）这回好牌不会再到我这里来啦，上一局我有一对一对的好牌都没有赢。（转汉语）我应该调换一张牌。
瓦（彝语）：（惊喜地）你们三个都被我卤啦！
从这个录音，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双语转换情况：
（1）在说扑克牌的术语时多使用汉语，如扑克牌的点数借用汉语，另外还有关牌，连牌，卤鸭子等扑克专用术语。
（2）蒋系外县彝族，虽然彝语说得很好，但带有外县口音，不多说彝语。另蒋是银行的一个部门主管，平时多用汉语，习惯用汉语多于彝语。
（3）笔者故意使用彝语，对他们的语言使用可能有引导、诱导之嫌。但从录音带上听，也可以看出语言的转化。瓦尔、慕嘎是在彝族聚居的农村长大的，彝语是他们的母语，说汉语时带有浓厚的彝语腔调，俗称“团结话”（巫达1998）。他们平时使用彝语多于汉语，在打牌的时候，他们多数时候说的是彝语，只是在使用打牌术语和争论时偶尔用汉语。
（4）争论，讨论扑克牌的打法时多用汉语。
争论扑克牌时使用汉语，而不用彝语，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这点就可以看出彝语和汉语的社会功能不尽相同。如果大家都是同族人，争论时采用本族语言好象会伤了感情，而用另一种语言可以避免这种尴尬。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只要牵涉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关系到“争论”的事情，彝汉双语人会采用汉语作为争论的工具。
在我的访谈中，当我问及语文的选择问题时，嘎村的人认为最好两样都会。索惹说，如果每个彝族都会彝语最好，那样的话他到县城后也很自在了。他说他到过县城的一个亲戚家里，那个亲戚家的小孩们都不会讲彝语。交流很困难，他认为跟彝族说汉语很别扭，心里有障碍，很多事情用汉语说的时候表达不清楚。他告诉笔者，有一次他去那家亲戚家的时候，正好亲戚夫妇不在家，他们的小孩子倒是很热情，把他让到家里后，也知道按照彝族习惯先给他倒一杯酒，而不是先倒茶。但是他说的话小孩听起来困难，小孩说的汉语他听起来也困难。等亲戚回来后，他问亲戚甘洛县城是不是汉族多彝族少，亲戚说不一定，彝族和汉族人数差不多，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里有很多彝族，但这些人的孩子很多都不会讲彝语了。索惹最后感慨地说：如果县城的孩子们都会讲彝语就好了。那样他就会感觉亲切一些，现在他感觉到县城就像一个汉族的城市。他希望他的汉语更好一些，现在他让两个孩子都上学，希望他们不要像他自己一样到县城都不自在。希望孩子们以后到成都、北京都不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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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巫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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