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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人员到彝族聚居的农村做工作时，根据职业选择使用语言。一些工作性质是“求”彝人办的，所以用彝语，比如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下乡收税或宣传税法时，使用彝语；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人去收工商税时也用彝语。一些工作性质不是去“求”彝人，反而彝人可能会“求”他们，这时，这些工作人员使用汉语。如，公安局派出所去捉人时常常使用汉语；医生也是使用汉语较多的职业。计划生育宣传员在宣传有关生理知识的问题或进行超生罚款时用汉语，但有关政策的宣传使用彝语。在城镇多使用汉语，比如邮电、银行等地方，由于专业术语较多，很多人倾向于使用汉语。
为了了解彝族聚居区乡政府的语言使用情况，在征得甘洛县检察院检察长江新先生同意后，我跟他的车到他们检察院的对口单位甘洛县阿尔乡，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关于农业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布置秋收工作。与会人员包括江检察长（彝族）、张乡长（彝族）、格几书记（彝族）、检察院李主任（汉族，会讲彝语）、一位副书记（彝族）、一位副乡长（彝族，兼作会议记录员，用汉文记录）和笔者。
张乡长父母是早年来到彝族地区的汉族，现在已经“彝化”。在会前我问张现在报的是彝族还是汉族，他说报的是彝族。旁边的江检察长插话说：张乡长当然是彝族，他说汉语都还带有很重的彝语口音。我知道江是为张解围，按照彝族的习惯，如果某人是“凉山汉家”（有时特指被卖进彝族地区的汉根奴隶，地位低，彝人不愿与他们通婚。现在报的是彝族），会被人看不起。江担心我的问话会让张尴尬，所以出来解围。在会前我同与会的几位乡领导都用彝语交谈，按照彝族的习惯。他们热情地买来啤酒，大家相互敬酒。互相问候，均用彝语交流，包括李主任也用彝语和大家交谈，没有人用汉语。
会议一开始，大家马上转用汉语。会议由张乡长主持，他用带有很重的彝腔的汉语介绍了阿尔乡秋收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困难。他指出，由于今年该乡连续出现低温多雨的天气，秋季粮食产量会减产，而且会推迟一两个月才会有收成。困难更大的是秋收以后，按照县政府下达的死命令，该乡必须完成6000亩的油菜播种任务。由于老百姓观念上的顾虑，必须作很多思想工作才能让他们种油菜，不然的话他们宁愿种红薯。最大的困难是许多农民住在离他们的责任田很远的地方，他们担心播下种子后，没有办法管理。彝族的牲畜是放养的而不是圈养的，放出来的牛、羊、猪等会把地里的庄稼吃了，这是很大的困难。旁边的李主任插话说：“我们汉族养猪是圈着喂养的，这样的话猪才会长膘肥起来，而彝族的猪是放养的，它们一天所吃的东西都消化掉了，怎么能肥起来呢？”吉尔副乡长接着李主任的话说：“圈着养的猪肥是肥，但肉不好吃，肌肉是松的；放养的猪的肉才香，好吃，猪肉的肌肉很紧”。李主任连忙说：“对，对”。吉尔和李的这段小插曲说出了两个不同族群的对各自“养猪文化”的认同。
张乡长讲完后，江检察长讲话。他先用汉语讲了许多鼓励阿尔乡政府打好秋收这场仗，要全乡领导带头，分工负责，分组值班，乡里随时有几个人在那里处理紧急事件。比如防洪救灾工作，水火不留情，哪里有灾情。留守值班的领导应马上给予解决（因为许多乡领导在县城租有房子，让孩子在那里上学。他们有时候会回去看孩子，次日回乡里。）当谈到水稻虫灾情况时，江检察长突然用彝语说到：“我们彝族的那种靠天吃饭的思想要不得，我今天早上到乡政府后面的水稻田里看了一下，虫灾很严重，应该打农药，但我知道这里的彝族农民会认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种水稻的，我们祖先没有用过农药，一样有好收成。这些虫灾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它们就会死掉，影响不了水稻的收成。’这种思想要不得。试想，他们的祖辈的时代这里附近的山上都是森林，到处都是树，气候条件跟现在就不一样。当时没有的害虫，现在可能就会有，不能同日而语。”张乡长用汉语插话说：“我们这里有句顺口溜‘一靠老天，二靠政策，三靠科学’，另一种说法是‘一靠政策，二靠老天，三靠科学’，我同意后面的那句说法。我们很需要政策上的扶持。”江检察长转用汉语说：“光依赖政策不行，还要多宣传科学。”
江检察长讲完话后，吉尔副乡长用彝语作了一个发言。他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彝族，对本乡的生产情况很熟悉。他说，如果农民不愿意在收了水稻后继续种水稻，就会放水到地里，使该地不能继续栽种油菜。乡政府应该考虑一些措施。在水稻收割之前，大家会把田里的水放干晒田。这时候他们不再需要水，乡政府在这个时候可以把水源断掉。格几乡长用彝语插话说：“这么大一条沟，如何断掉？断掉后水往哪里去？”吉尔副乡长说：“水稻田高于河沟，把河沟上游引往水田的渠断掉，让水流向河沟，就没有办法引上水田了。”张乡长用彝语说：“断了渠沟，他们也可以偷偷放水。”吉尔副乡长说：“要用水泥砌死，再委托附近村领导定期看护就可以了。”
整个会议中，关于政府政策性的问题和情况介绍均用汉语进行，而具体问题具体方案的实施和讨论都用彝语进行。会议结束后，其他未参加会议的乡干部端上来彝族风味的小猪肉和砣砣鸡肉。按照彝族习惯，主人家是不和客人一起用餐的，说陪客人吃饭的话就会受穷。几位乡领导见端进来饭菜，便纷纷溜了出去，李主任只拉住了张乡长和我们一起吃饭。他不好意思很不自在的样子，很拘束地坐下来。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又恢复彝语交谈，谈笑风生。等我们吃完后，其他人才开始吃。这是彝族习惯。
（二）经济环境与彝族语言文化认同
有一天晚上，在甘洛县城街上笔者听到两个彝族妇女和一位工商管理人员的对话，很有意思。那两个妇女是在街边卖烧烤的，正在埋头用彝语聊天。有位工商人员走向她俩，显然这位女职员是正在检查无证在街边摆摊的人。
女职员对着她俩喊到：“沙嘎阿妞！（人名）”
（那两个人没有理会她的喊声，继续聊天。）
女职员转用彝语问道：“聂尼西米？”（niep nit xix hmi？彝语“你俩叫什么名字？”）。
那两个人猛抬起头来，其中一个用汉语回答道：“我是沙玛的……”（不标准的汉语，意思是‘我姓沙玛’）。
女职员改用汉语问：“沙嘎阿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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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巫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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