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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民族的史诗都歌颂了历史转型期和民族形成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及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社会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民族文明的发展，受到部族内部和部族之间多种矛盾的牵制，而史诗主人公，作为社会矛盾的承担者，往往居于各种矛盾纠葛的中心，因而社会的复杂性在其身上得以更集中的凸现。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人意识不断扩张，个体思维逐渐从集体意识中分离出来，个人的价值得到了彰显；另一方面，人越来越多地受到多重社会关系和社会强权的限制，个人意志与社会意志间的矛盾经常使英雄主人公举步维艰，因此，命运观开始生成，并越来越强烈地注入人的意识和行为中。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诗既是社会冲突、文化转型的产物，也是人类意识新发展的表现。作为史诗的主人公，蒙古族史诗中的江格尔、洪古尔、萨纳拉，希腊史诗中的阿喀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大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新兴阶级的代表，是民族道德审美情操和审美理想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既保留了神话的浪漫，例如超凡的神力，又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色彩。一方面，他们积极追求个体情欲的满足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他们的英勇奋战和冒险行动，固然有维护部族集体利益的作用，但他们行为的深层动因却往往由于个人荣誉和利益受到了侵犯；另一方面，面对强大的自然和社会异己力量，这些英雄主人公既表现出对命运的困惑与畏惧，又表现出对命运的拒斥与抗争。
英雄主人公是民族文化多层次的结构体，是民族希望的形象显现，闪烁着民族审美理想的光辉。史诗叙述只有在它能和一个人物最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时，才能够达到史诗的生动性。蒙古和希腊两个民族，都致力于塑造本民族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按照当时人们的思想、信念和意识去行动，他们不仅能把整个时代的生动性展示出来，还能辐射出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史诗的创作者将全民族的审美理想都寄托在英雄主人公身上，使其成为民族心理—文化的缩影和理想的寄托。人物的个性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和民族精神决定的，阿喀琉斯的狂怒、奥德修斯的狡黠、江格尔的英勇、阿拉坦策吉的智慧都有这样的意义。史诗的创作者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光辉品质都集中在主人公身上，所以他们的形象往往包含多重内涵。
蒙古和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主人公往往具有“神源”特征。《江格尔》中的主要人物多是半人半神式的英雄，他们有着超人的特征，例如可以变化身形、可以预知祸福、甚至可以起死回生。而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是帕琉斯和海洋女神芯提斯的儿子。神性与人性在这些英雄主人公身上经常交织在一起，他们往往既有凡人的喜怒哀乐，也有非凡的遭遇和经历。在史诗时代，人的理性意识开始萌发，但尚未全然摆脱原始思维状态，原始的畏惧心理始终存在，人们既对原始的神灵心存疑忌，又无法克制走出这种旧有状态的冲动，因此，为英雄安排了“神源”，使他介于神与人之间，这是英雄神源这一普遍现象产生的动机，我们姑且称之为“借神反神”。这样的安排为英雄的行为，特别是他们的反叛行为提供了合理性。所以我们说英雄的出现本来就是个人意识在社会背景下的张扬与显现。
史诗创作时期，人们依靠勇敢和武力来保全自己所在的集体，能征善战被视为高尚的美德，所以赞美和歌颂英雄主义和战斗精神就成了各民族史诗共同的主题。蒙古和希腊史诗都以生动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一系列英雄形象。古希腊人把战争看作部落争取荣誉和利益的事业，把英雄看作全部落的支柱和光荣。《伊利亚特》中出现了许多描绘战争的场面，史诗作者以赞赏的笔调描绘英雄们为部落而战的高昂战斗精神，赞美他们超凡的武艺、强健的体魄和惊人的智慧。在荷马史诗中，有关昂扬英雄主义、忘我战斗精神的描写随处可见，歌颂英雄是史诗最主要的内容。史诗塑造了以阿喀琉斯和赫克托尔为首的英勇善战的英雄主人公群像，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性格和经历，但都把战争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就像赫克托尔所宣扬的“我的生命是不能贱卖的，我宁可战斗而死去。不要走上不光荣的结局，让显赫的功勋传到来世”［6］。在史诗中，英雄们的骁勇善战、攻城掠入甚至剽悍任性、残忍凶狠都被当作美德加以赞扬，超凡的体魄和武艺被看作评价英雄的首要标准。在这种审美情愫影响下，不管是狂暴野蛮的阿喀琉斯，还是滥用职权的阿伽门农，都成为史诗歌颂的对象。在蒙古史诗中同样有关于英雄主义的生动刻画，史诗集中塑造了英雄的群像。在《江格尔》中，战争场面几乎贯穿于全篇，对战争的歌颂、对战争中英雄的歌颂是史诗最重要的主题。史诗中的正面人物几乎个个是能征善战、视死如归的勇士。“要是来了蛮横的敌人，正好驱散我周身的困盹，要是来了劲大的魔鬼，正好消除我手脚的酸痛！”［3］面对敌人的侵犯，以洪古尔为首的英雄将领进行了殊死的反抗。即使在其被捉面对敌人酷刑时，依然能够不屈不挠、慷慨激昂，“难道我没有生死与共的伙伴，难道他们不会来报仇……受百年折磨也不哼一声，挨六年拷打也一句话不讲”［3］。这种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和昂扬的英雄主义基调是对那个时代审美理想的最好关照。
这两个民族的史诗不仅塑造了勇猛善战的英雄形象，同时也都塑造了智慧型的英雄领袖。希腊史诗中奥德修斯，是一个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英雄主人公。他凭借个人的智慧、刚毅、勇敢，战胜自然敌对力量，并维护了私有财产及家庭的完整。他具有强烈的主体精神，不太听凭命运等偶然因素的摆布，而总是深谋远虑、冷静观察，不断进行冷静的选择。他的身上有浓重的社会色彩，也更具有理性色彩。他面对的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考验，既有来自大海的神秘威胁，又有社会对他家庭的冲击，他总是可以很好地处理各种矛盾。而在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史诗的创作者也塑造了一批智慧型英雄群像，如智慧过人的阿拉坦策吉、擅长占卜圆梦的古恩拜以及雄辩家赫吉拉干。他们不仅英勇过人，而且还拥有超常的心智，敌人来犯时总是能够出谋献策、化险为夷。尤其是阿拉坦策吉，他是蒙古史诗中第一个智慧型英雄形象，“他能牢记过去九十九年的往事，他能预知未来九十九年的吉凶。他掌管着七十个汗国的政教大权，他能迅速裁断任何疑难案件”［3］。他的形象的出现和塑造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追求理性智慧的理想，并开拓了史诗的文化内涵。在两个民族的智慧型英雄身上，表现出一种新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命运不再绝对凌驾于个人之上，人们是凭借智慧和武力的双重手段才获得了史诗结局中的和平与安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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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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