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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把它作为区分民族的标志，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在民族语言的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民族语言的未来发展，应采取积极和务实的态度，把小语种、小语言不断在历史进程中被淘汰看作符合民族间交流与融合之常态。霍氏的观点尽管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但他注重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和在全球视野下反思人类社会的历史，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史观基础上对语言民族主义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分析方法，为人们全面了解世界民族主义的特点和走向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思考和研究的学术范式。
关键词：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民族语言；民族主义；语言民族主义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文化史学家。①他在14岁时于柏林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始终未曾脱离该党，有“左派雄狮”之称。他的历史研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左派评论》的著名编辑安德生（P. Anderson）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②作为一个对历史和现实都热切关注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对于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民族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认为，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
人类已经步入了21世纪，回首过去的两个世纪，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无疑是无法回避的话题。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族、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是促使霍布斯鲍姆对民族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并进行专题研究的动力之一。在当今的西方学术界，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著作都少不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评价、介绍和引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也不管是公开的，还是隐含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目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③安东尼·史密斯曾言：“在1914年以前，马克思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的主要学派之一。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形成成熟的理论，但在东欧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对这种现象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考茨基、卢森堡、鲍威尔和伦纳（Renner）、列宁和斯大林等都对这些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事实上……他们是在连续性上最好的民族主义研究者。”④霍布斯鲍姆在其著作中也曾表露过这样的观点：“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诉求竟有那么高的重叠度，向来对政治现实独具观察力的列宁，便是因为看出这点，才将殖民地视为共产主义的主要基地之一”；“在历届共产国际大会上所引发的‘民族问题’著名辩论，不仅只是声讨那些陆续受到民族口号感召的工人——在共产国际眼里，他们理当只听从共产国际及阶级解放的召唤。他们更想解决的是，如何应付工人政党同时支持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事实。只要出发点是以改变现状为诉求，都必然会和社会或政治革命扯上不解之缘。更有甚者，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反而变成是推动人民起而加入民族运动的重要机制。……史实证明，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运动，最后反而成为带领民众投入民族运动的急先锋”。⑤霍布斯鲍姆承认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或许也可以部分地解释，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布斯鲍姆为何对民族问题投注了如此大的心力。
近代以来，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民族构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民族语言，经历了漫长时间的演变，经过了民族语言操持者的濡染，形成了超稳定的人文结构。对民族语言进行研究，也向来受到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者的重视。古今中外的学者和政治家们，从他们生活的年代和所从事的学科性质、政策应用等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其中，霍布斯鲍姆的有关论点应该说不乏真知灼见，予人以深刻启迪。
一、语言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语言基本上是人为建构出来的，就像现代的希伯来语一样，都是后来才创造出来的。语言本是一种人类创造的工具，有其规则与限定，但本身并不神秘，它代表着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可能性。“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⑥也就是说，语言只是区分不同文化群体的标准之一，绝非主要、亦非不可或缺的标准。
所谓民族语言的“神话”，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圣经·创世记》中“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故事：创世之初，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出于骄傲，人们想建一座通天之塔。耶和华对人类的骄傲感到恼怒，于是使人们的语言变得互不相通，从而在造塔的人们中间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只好放弃了造通天塔的狂妄打算。⑦。按照《圣经·创世记》的说法，人类由“语言一致”到“多种语言”的产生是“上帝”对野心勃勃的人类的惩罚。“实际上，民族语言的真正内涵，和民族神话所宣称的说法根本就大相径庭，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正好和民族神话所说的相反，民族语言并非民族意识的基础，而是如同豪根所说的，是民族意识的‘文化加工品’。”⑧也就是说，“民族语言只是从各种不同的通行语言之中，精炼出一套标准化的对话方式，然后再把所有的通行语言降格为方言”。⑨“那种神秘的民族认同感加上柏拉图式的语言观，基本上可说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非真实的语言使用者所建构的意识形态假象。这种民族语言概念纯属文学性的，并不见于实际生活当中。”⑩而在“制造”民族的时代，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而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愈来愈重要）来确定。（11）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指出的，霍布斯鲍姆的理论代表了二战后学术界对先前流行的“演化决定论”（evolutionary determinism）的反动，因为“演化决定论”视民族的兴起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12）而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是18世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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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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